原以为，停留在乡村的那个世界，会被一直遗留在原处。可是，当我写出上面这些回忆的片段之后，不自觉地发现，乡村世界已经驻守在我的精神世界中了。出走多年之后，我依然把故乡当做心中的神圣场所，在遭遇困顿、迷惘的时候老是喜欢拉扯出儿时乡村的记忆作为安慰。故乡，除了抚育我（和所有与我一样的人）的社会功能之外，现在更多的是她的象征功能。我过往的成长经历当中，能够找到许许多多通过读书出人头地的瞬间，而我慢慢发现，更多出现的则是这一路上发生的伦理代价与伦理断裂。小学三年级，那时我已经到了县城读书，一次课间，奶奶到学校给我送东西（我已经记不得是作业，还是其他？）。奶奶在学校院子里挪来挪去，四处打问有没有人认识我。奶奶缠过足，走起路来尤其小心。我现在都能看到当初那个躲在教室里迟迟不愿意出来见奶奶的虚伪的自己。当时自己心里的“嫌奶奶丢人”，到底想要急切摆脱什么？这样的情形还有很多，我嫌弃母亲因为我不好好学习用擀面杖打我，我觉得“丢人”；我埋怨父亲到开学的时候凑不齐我的学费，我觉得“丢人”；我也偷偷怨恨过，为什么父母没能够让我成为最早一批使用手机和笔记本电脑的大学生。我当初心里的怨恨、嫌弃，都在成长过程中埋下了伦理的债务。如若不是当初他们的苦行理性主义，我是无论如何都不可能靠读书改变命运的。我现在坐在书桌前敲下的每一个字，完全不是因为我苦读而得来美好结果。我之所以比他们有更多生活可能性的选择机会，恰恰是他们（我的祖辈父辈）以极端的隐忍和无尽的辛劳来支撑我来对抗命运。2014年，我在德国一所精英大学申请博士学位的论文中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致谢我的父母——“This dissertation is lovingly dedicated to my mother and father, Chengming Xiang and Aiying Nie, for their personal support. They are very proud of their prospective-doctor son, and although they may not fully understand the subject of this dissertation, they have been supportive, nonetheless.” [9]

我知道，我的父母并不十分清楚学术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但对我来说，学术首先是要表达我对他们的愧疚和感激。我的博士论文虽然聚焦中国社会转型期的教育回报变化，但是其中并没有鲜活的个人故事，更没有我的精神世界。我一直想在博士毕业之后，开始一段密集的、私人的书写。然而，这种心情并不能让我得到丝毫安慰。我对父母的生活艰辛只是略知皮毛，我的父亲、母亲，以及他们的同辈、长辈，他们都是农民，一代接着一代，他们因为自己的出身和时代的困顿，因为没能获得打开外面世界的钥匙，而一直与土地为伴；我是一名大学教师，一名学术工作者，甚至几乎算得上“知识精英”。我理解的乡村与他们毕生所牵的地方并不完全一样。我已经成为了一个被文化包装之后的农村人，我们谈论和理解的乡村或故乡并不总是同一回事。即使如今我竭力投入情感返回故乡，我也早已外在于他们的生活了。我是一名乡村教育研究者，但这种身份并没有给我多少帮助。我只能竭力接近故乡，并且重新发掘那里的精神世界了。讽刺的是，这种努力并不能够如愿。“只要把自我作为例子，就能感觉到我的决心是多么可笑：我们的行为的总和并不能说明我们是什么样的人，更何况几个零散的行为，就更不能揭示任何事物。我从总体上去看待一些事物，将这些事物聚合在一起，进行比较，在事物与事物之间建立联系，但在此之后，我仍然一无所知。我唯一得到的安慰是，我只能做这么多了。”[10]

节选自：项继发.城乡融合中的教育力量.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