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法律制度供给上，缺乏“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的实效性，相关立法分别建立监管体制和执法体系，不能为环境执法和司法提供统一的执行依据。

在参与制定国际环境治理规则方面，缺乏“统筹国内法治与涉外法治”的自觉性，各项公约、条约的实施机构分散在多个部门，国际公约的国内立法的转化适用既无统筹机制、也无明确考虑，我国在一些环境公约或联合国重要的环境保护文件谈判过程中，局面较为被动。美西方国家动辄以环境保护为借口对中国进行无端指责、发起制裁。

吕忠梅认为，通过启动法典编纂，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绝大部分规则纳入一部法律之中，增强生态环境立法的体系性，为生态环境执法提供统一的法律依据，是推进美丽中国建设，以法治思维与法治方法推进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迫切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