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本日，中国同洪都拉斯签署联合公报，宣布两国建交，洪都拉斯选择承认并承诺一个中国原则，同台湾地区断绝所谓的“外交关系”。对于洪都拉斯，多数人的第一反应是“香蕉共和国”，国内对洪都拉斯乃至于中美洲地区的政治经济发展的研究，仍然相对薄弱。洪都拉斯在西语中是“深渊”的意思。2020年，其人均GDP仅有两千美元，贫困、社会暴力、贩毒、腐败长久困扰着这个国家。现任总统卡斯特罗曾一次竞选演讲中说：“我坚信，我提出的民主社会主义是将洪都拉斯从被新自由主义、毒品独裁者和腐败的深渊中拉出来的解决方案。”为何卡斯特罗会对洪都拉斯做出这样的“诊断”？

本文指出，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中美洲五国先后开启了以土地私有化为核心的自由主义改革。这场自由主义改革和所谓的以民主政治、产权保护等为代表的“好制度”却并没有给这些国家带来真正的繁荣。基于中美洲五国的改革史实，采用比较历史分析的视角，本文提出，倘若一国在国内社会贫富差距过大，在世界体系中相对独立性较差，那么“好制度”不仅很难促进经济发展，反而会巩固甚至加剧既有的不平等秩序。洪都拉斯正是因为没有坚持自主发展的道路，陷入了被跨国势力把控国家发展命脉的深渊。

2022年，洪都拉斯国会投票废除前任右翼政府设立的“经济特区”（Zones of Employment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特区享有独立于国家之外的劳动法、司法与治理权力，主要受益者是美国资本。同时，洪都拉斯寻求在其独立自主前提下引进更多投资。经济发展策略的改变，表明洪都拉斯正在抛弃已经行不通的老路、探索一条真正能实现发展的道路。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特编发此文，供读者思考。文章节选自《经济社会体制比较》，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好制度”为何不能总是带来“好结果”?

中美洲国家兴衰的比较历史分析

文｜释启鹏

来源｜《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 表1：改革策略、外部环境与中美洲发展

至于之后的故事，毫无意外地按照关键时刻所廓定的发展命运继续演进了。1929年的经济危机削弱了出口部门与国际市场的联系，失业率的上升和实际收入的下降导致所有中美洲国家出现大众抗议与组织化的劳工运动。哥斯达黎加妥善地处理了工人运动，并在菲格雷斯（José Figueres Ferrer）领导的革命中走向了发展主义道路。国家干预的增强、银行和基础设施的国有化迎来了较高的社会福利，国家也适时地迎来了民主改革。这些措施不仅缓和了社会矛盾，同时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更加坚实的制度保障。时至今日，哥斯达黎加在整个拉美地区都处于高水平发展行列。虽然我们不能忽然其存在的各类社会矛盾，但这相较于邻国而言已殊为不易了。

在工人运动兴起、国家依附性变弱的窗口期，中美洲其他国家就不那么幸运了。萨尔瓦多和危地马拉的大地主阶级势力庞大，他们在商业和金融领域拥有权益或与之前商业精英合二为一；而洪都拉斯和尼加拉瓜则被跨国势力把控，金融、铁路、海关等重要部门都失去了自主权。对于这些国家而言，历史遗产形成社会结构已经编织起了商人、政客、军人以及外国资本相互盘根错节的巨大精英网络。在经济精英中占支配地位的大地主和依附于外国势力的资产阶级结成联盟，完全掌控了国家发展的命脉。使这些中美洲国家想从根本上扭转命运变得难上加难。

5 余论: 重思私有产权制度与经济发展

对中美洲国家兴衰的探源，很难让我们继续简单地把保护私有产权与经济发展划上等号。对于许多国家而言，正是这些“好制度”阻碍了国家发展、加剧了社会矛盾。回顾第三世界的发展历程，巴西“经济奇迹”的中断、墨西哥暴力政治的泛滥以及菲律宾“封建制民主”的兴起无不与这些国家 “好政策”有关。故而正如张夏准所言，私有产权是否促进经济发展，取决于技术、人口、政治权力乃至意识形态的复杂变化，许多破坏现有产权并创造新的产权的活动反而有利于经济发展。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断然抛却发展经济学的丰硕成果。目前，依旧有足够经验证据可以支撑保护私有产权与经济增长之间的正向关系。有学者基于对墨西哥革命时期的研究表明，国家实现经济增长只需要政府给某些类型的资产所有者提供选择性的可信承诺。换言之，只要能保证那些能赚钱的人可以赚钱，那么即便是国家处于动荡时期，依旧可以经济增长。然而，“经济增长”与“发展”存在截然不同的意涵，虽然前者是后者的基础，但二者并不必然一致。这种差异背后的“身份意识”在于，社会科学研究者关注的不应仅仅是冰冷的经济数字，更应该关心普通民众的切身境遇。在一个贫富悬殊的社会，片面推崇保护私有产权的制度安排仿佛将全体民众塞入了两部截然不同的扶梯：精英所在的那部扶梯因“好制度”而上升得更快；但另一部搭载着大多数普通民众的扶梯却因“好制度”纹丝不动甚至不断下坠。由此，不平等的社会结构被进一步强化，促进“经济增长”的制度安排不仅难以为“发展”提供持续的激励，相反，严重的贫富分化还会破坏社会的激励结构。

为此，我们必须重新思考结构性因素以及权力关系的作用。对西方发展经济学而言，绝大多数研究者“只研究经济关系中的数量关系和函数关系，不研究生产关系，甚至不知道历史上和现实生活中有不同的生产关系，当然也不了解生产关系对它所揭示的函数关系的制约作用”。基于理性选择理论的经济学家习惯将制度视作解决集体行动困境并使各方面获益的合作机制，并天真地认为有了好的制度设计，经济增长就能水到渠成。然而，政治过程往往会产生使一部分人受益而另一部分人受损的制度安排，这取决于谁有更有权力强加其意愿。对于第三世界国家而言，在一个收入分配比较平均的社会中，“好制度”才有可能为经济发展提供有效的激励；相反，如果一个国家处于极度不平等的社会结构之中，抑或是难以在世界体系中保持相对自主性，那么私有产权制度建立的过程就必然伴随着强势行动者利用权力对弱者实施剥夺，那些被赋予美好希冀的制度安排也终将沦为维持和扩大贫富分化的工具。

结构与权力如此重要，以致落后国家改变自身命运的关键并非是采取了特定的制度或政策建议。由此观之，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发展成就绝非选择市场经济那么简单——毕竟许多第三世界国家都选择了市场化改革，但它们鲜有成功，其中的关键差别在于是否经历了社会革命所催动的整体变革。国家政权与阶级结构的双重变革摧毁了封建主义与帝国主义的桎梏，从而避免了日后的发展成果被旧时代的精英所攫取。而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土地改革以及教育和医疗保健的持续投入，“尽管其初衷并不是协助市场导向的经济增长，但它却创造了在这个国家转向市场之后可以投入动态运用的社会机会”。中国的经济奇迹，以及脱贫攻坚的伟大胜利，也绝不是任何西方发展经济学理论所开的“药方”能够解释的。从这种意义上，比较历史分析虽然研究的是过去、比较的是他国，但最终落脚点却是对本国现实的强烈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