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至今，已有至少138篇来自中国医院（或医学院校）的论文被撤。其中包括论文“挂名”乱象，本质上是想从学术“公器”中获得不正当的个人私利。

撰文 | 汪航

3月10日，国际学术期刊《医学》（Medicine）对一篇来自中国的论文发表了撤稿说明：涉嫌重复发表、 伪造作者身份、编造数据和伪造需要通讯作者许可的出版协议。

《医学》官网显示，涉事论文发表于2017年4月，通讯作者有两人：杨金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原北京市糖尿病研究所所长；周建博，同仁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

撤稿说明中两次提到的“伪造”与一起投诉事件有关。据“红星新闻”报道，此次撤稿由杨金奎推动，但并非是他本人学术不端，而是他在自己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周建博偷偷署名了。他还发现，周建博“替他署名”发表的文章不止一篇，受害者也不止他一人。早在去年，杨金奎已经向另一份国际学术杂志提供证据，以求撤稿。

据“澎湃新闻”报道，被杨金奎指控的人——周建博，13年前曾是他指导的博士研究生。毕业后，周建博成了他的同事，现为北京同仁医院内分泌科主持工作的副主任。而杨金奎目前已不再担任北京同仁医院内分泌科主任。

杨金奎表示，发现上述情况后，他第一时间告知了自己所在单位，提交了自查报告，随后前往当地公安局进行了备案。

这一事件也将医学科研诚信重新拉回大众视野。“医学界”综合“撤稿快讯”、“pubmed”数据库后不完全统计，2023年至今，已有至少138篇来自中国医院（或医学院校）的论文被撤，除了涉及同行评议造假的文章外，图片重复和数据问题是导致期刊撤稿的两大主要原因。

期刊PeerJ的撤稿说明（截屏）。

PeerJ的撤稿说明显示，被冒名使用的作者不止杨金奎一人，同仁医院内分泌科卢晶医生对已经撤稿的那篇署名论文也并不知情。而在《医学》杂志的撤稿说明中，内分泌科的朱晓蓉医生也出现在论文署名一栏中。她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自己并未参与过其中的相关工作，对署名一事不知情。

除了编造作者身份外，在发给周建博的邮件中，杨金奎还提到了自己在PeerJ论文中发现的其他问题，包括伪造数据和伪造伦理，这都属于严重的学术不端行为。

另据“澎湃新闻”消息，截至3月22日，杨金奎称“被署名”的论文已达5篇。其中3篇已被撤回，一篇正在要求撤回，另外一篇中文论文有待沟通。北京同仁医院科技处相关工作人员表示，院方会对此事展开调查。周建博暂未对此事公开回应。

论文署名乱象背后

北京同仁医院这起论文“被署名”案例，在学界并不罕见。根据2017年复旦大学公布的一则撤稿处理决定，2014年2月，姚成军作为第一作者、吴劲松作为通讯作者在《肿瘤生物学》发表论文《The association of Crk-like adapter protein with poor prognosis in glioma patients》。调查发现，姚成军为论文主要负责人，但姚在未通知并征得当事人同意的情况下，侵犯他人署名权，擅自将本单位吴劲松列为通讯作者，并伪造了通讯作者吴劲松的邮箱。

北京同仁医院的杨金奎为什么不能接受论文的“被署名”？读者可以从复旦大学对上述事件的处理中得到启发。吴劲松被署名后，虽然其对这篇论文的发表毫不知情，但还是在申请项目时把论文放到了个人简历中，后续吴劲松知道论文可能涉嫌学术不端要求撤稿，但即使这样，他对论文的使用依然属于学术不端行为，复旦最后给予了吴劲松警告处分。

2017 年，斯普林格旗下《肿瘤生物学》撤销中国学者107篇论文，而查处的486 人中，有314人没有主动参与造假，这其中就不乏一些“被署名”的学者。这些人在享受了论文带来的好处（如评职称、通过各种考核、申请项目等）的同时，也要承担论文自带的风险。

实际上，论文署名乱象在学界早已有之，在国外也并不罕见。美国康奈尔大学的一项研究曾经调查了超过 600000 名论文作者，结果发现其中多达三分之一的人虽然不符合常用标准，但却在论文上署名了。

至于国内的情况，《新华每日电讯》在2020年的一篇报道指出：当前，论文挂名已形成一条灰色利益链。有些属于买卖型挂名，支付费用就帮着署名；有些属于沾光型挂名，作者希望借名人效应或权威效应让论文尽快刊发，主动挂上知名专家或行政领导；还有一些属于转嫁型挂名，知道某篇论文存在不合学术规范或存在故意造假行为，挂上他人名字以规避风险……比较极端的案例是，某高校一篇论文署名多达13人，其中甚至有与论文所涉专业毫不沾边的行政人员。

同济大学教育评估研究中心主任樊秀娣在《遏制论文“挂名”乱象须从评价改革入手》一文中指出，论文“挂名”乱象本质上是有人想从学术“公器”中获得不正当的个人私利。此问题不外乎以下三种情况。

一是学者主动让领导、“大牛”等权威人物“挂名”。当下不少学者把傍上权威人物视为学术道路上的首要大事。相应的，如果能让这些人物“挂名”自己的学术论文，自然求之不得——这既能“借光”发表论文，又可能日后得到额外“关照”。

二是权威人物明知自己无实质贡献却依然“挂名”。有的权威人物主要精力不在科研岗位上，或者本身学术造诣一般。因而，他们需要这种“挂名”论文为其学术资历作“背书”。当然，也有的权威人物就是喜欢论文多多益善，哪怕是“挂名”论文。

三是学者间的论文互相“挂名”。这种做法可以让学者各自增加业绩，在学术共同体内获得更多利益。但这种以利益互送为基础的“小圈子”很容易破裂，搞不好还会反目成仇。

给没有学术贡献的人挂名，本质上是一种学术造假行为。在国家新闻出版署2019年发布的《学术出版规范——期刊学术不端行为界定》中，“不当署名”已经被正式列入学术不端的范畴。

重建医学科研诚信

医学领域成为学术不端的重灾区，已经是国内医疗界持续多年的顽疾。而究其原因，早在2017年，新华网一篇报道中就指出：“评职称时，做一千台手术不如发一篇SCI论文”。文中写到，我国医生的职称评级考核，包括三个方面：临床业绩、教学任务，以及文章和课题。这其中，临床业绩是个排除选项，难以量化。不同科室也没法比较，因此最后只能通过有没有发生医疗赔款或者医疗投诉来排除。至于第二个指标教学任务，也是大家都能抵达的及格线。所以最后的晋升难度和PK点位就落在科研文章数量及影响力因子上，因为这是可以量化的。这个排名会决定你能不能晋升。

对此问题，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的研究者在其论文《高校附属医院学术不端原因及解决措施探讨》中指出，学术不端防治意识薄弱、违法成本较低、“唯论文数论英雄”的评价制度导向是三大主要原因。

樊秀娣在前述文章中也写到，论文“挂名”乱象的深层原因是学术评价问题。为此，要从评价改革入手，从源头上堵住“挂名”问题。首先，要不以论文数量计算学术贡献。其次，抵制不科学的学术排行榜。再者，强调领导干部、学术“大牛”要做遵守学术道德和规范的表率。最后，要严惩论文造假者。

为改变这一局面，2021年，多部委印发了针对卫生专业技术人员职称制度改革的意见，其中多次提到要破除唯论文、唯学历、唯奖项、唯“帽子”倾向，不把论文、科研项目、获奖情况等作为申报的必要条件，并且在职称评审和岗位聘任各个环节，不得把论文篇数和SCI（科学引文索引）等相关指标作为前置条件和评审的直接依据。

同一年，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携手全国19个省市43家医院共同组建了国内首个“中国医院科研诚信联盟”。联盟主席郭华曾告诉“医学界”，医院开展科研诚信自纠自查专项行动有利于震慑学术不端的不良风气，但真正到披露处理结果时，“已经属于走在末端了，有点亡羊补牢的意思。”

郭华认为，我国大多数医院对推动科研诚信建设的需求非常大，只是缺少及时的预警及介入机制。“在零容忍基础上，未来还是要以宣教预防为主，逐步建立起科研诚信的预警机制和大数据分析平台。”

除了预防环节，国家对学术不端行为的处理措施越发严厉。去年9月，科技部等22个部门对外发布《科研失信行为调查处理规则》，明确注明了科研失信行为的具体处理措施。其中包括“科研诚信诫勉谈话”、“取消已获得的院士等高层次专家称号，学会、协会、研究会等学术团体以及学术、学位委员会等学术工作机构的委员或成员资格”、“不授予学位或撤销学位”和“记入科研诚信严重失信行为数据库”等14项。

作为科技创新的重要领域之一，医学领域学术不端问题也将迎来又一轮惩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