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西坡

四个农村青年，赴张家界天门山跳崖自杀。跳崖之前，他们服了毒药，并写下简短的遗言：本人***，具有民事行为能力，本人是自杀，与其他人无关。

这一决绝的举动，激起巨大的悲哀与同情。人们普遍关注他们的贫穷，但较少有人注意到，夺走他们生命的思想毒药里，还有一味致命的原料——孤独。

这四名青年确实家境不好。《三联生活周刊》的报道说：“如果要寻找四个年轻人身上的共同点，贫穷带来的磨难以及不断新添的变故或许是他们的共性。”

人会不会被穷死？在饥荒中，穷得吃不上饭，是会饿死的。遇上大病，穷得交不起医药费，也是会要命的。除此之外，人是不会被直接“穷死”的。大多数时候，贫困扮演的是不幸发生的背景音。直接扣动扳机的，是当事人头脑中的思想。他们先是跌入思想的悬崖，然后跌入现实的悬崖。

媒体在事后还原他们生前的生活世界，找到了许多先天和后天的不幸，但单看每一件事，似乎都不足以解释他们的自杀举动。我们固然可以轻巧地总结说“量变引起质变”，但换一个角度讲，磨难也可以让一个人变得更坚强。一些家境良好的青年学生自杀时，不是经常有一种论调，说他们娇生惯养，经不起挫折吗？

照这样说，磨难太多不行，磨难太少也不行，多少磨难才是适量的呢？

家庭的负担，生活的困顿，工作的坎坷，这些情况大多数人或多或少都会经历。外部的压力如何催生出轻生的念头，轻生念头出现后为何没有得到化解，显然还有一些关键的链条需要还原。

不过，我们或许只能依靠推理。因为目前来看，几乎没有人与他们有过深入的交流。消息传开之后，他们周围的人共同反应是诧异。“一直是个老实本分的人”“出事之前并无异样”“是一个开朗的人”。甚至连家人都不了解他们的近况。

这些年轻人，早就困在了与世隔绝的气泡里，只有他们自己知道自己的苦与乐。他们没有意识到，孤独是一种常人难以长期忍受的生存状态。

比如其中一位，跟同村人一起在外打工，却很少参加聚会，即便参加，也不说话。时间一长，大家就不再叫他。然后他去了工资更低的理发店上班，头发变成了杀马特，其他人完全不理解这是怎么回事。我们或许可以推测，他跟村里人没有共同语言，他的内心更敏感细腻，杀马特则是他表达个性的一种方式。

如果换一种生存环境，他或许不一定会那么孤独。从前在北京的时候，发现北京聚集了各个地方的边缘人。在老家，他们会被视为另类、奇葩甚至变态，但是在北京他们可以找到同类，坦然的生活在阳光下。所以当时的北京虽然有种种的坏，许多人还是感激它对亚种群的包容。当然，这已经是往事了。

个性、文艺、自我这些东西，底层青年当然也有权利追求，但是代价却格外高昂。孤独便是其中一种。底层社会对差异性的包容度极低，每个人都在比照着周围人过日子，别人怎样自己便要怎样。这不能归结于底层人的所谓劣根性，而应该归结于物质与文化的双重匮乏。瘠薄的土壤，养不出姹紫嫣红的花朵。

所以底层的青年，如果有一些不一样的想法，却没有出众的禀赋、机缘和抗压能力，那么就很容易沦为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边缘人。

需要提醒的是，农村自杀现象并不是一件新鲜事。在打工潮兴盛之前，每个村隔不了多久便会有喝药、上吊之类的事件发生。有些农村老人缺乏赡养条件，选择自尽，可以说是“穷死”的，但其实也反映了社会保障的缺失。

此外，据吴飞教授的研究，很多农村自杀事件的发生逻辑可以归结为“家庭政治”，自杀者将自杀作为一种抗争、说理、自证清白的极端手段。详见吴飞：《浮生取义：对华北某县自杀现象的文化解读》一书。

与传统的农村自杀相比，这四名农村青年的自杀是一个新生的现象。他们与“家庭政治”没什么关系。他们长期在城市打工，与乡土熟人社会已经相当隔膜，但是他们在城市里却找不到安身之地，找不到朋友伙伴。最悲哀的是，他们唯一能找到的同伴就是和自己一样对人生绝望的人。这几个同路人聚在一起，没能抱团取暖，反而将身上的寒气互相传染，终于……

从前在村里，经常见到打架、吵架，为鸡毛蒜皮闹得不可开交，为赡养父母，兄弟间扯皮干仗更是屡见不鲜。后来，兴起了打工，挣钱比之前容易了，打架、吵架便少多了，供养一个老人的吃喝也不再是负担。

但是与此同时，留守儿童出现了，破碎的家庭更多了，延续几千年的乡土熟人社会正在解体。村子里越来越静，似乎也越来越冷了。

旧的文化正在消失，新的文化却没有诞生。那些从土地上飘离出来的灵魂，所得到的只是一座不宜生存的数字荒原。

在看不见的地方，一个个孤单的、无助的、脆弱的气泡无声地炸裂。这四个农村青年，如果只被当作四个人，那该是多么麻木、残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