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2月，国内首例单身冻卵案开庭前

一审败诉后，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组织了“单身女性冻卵第一案”线上研讨会。该校伦理学与道德建设研究中心生命伦理研究所所长邱仁宗教授支持开放社会性冻卵，认为单身女性要求冻卵能够得到伦理学辩护，而禁止单身女性冻卵实际侵害了女性身体权，违反性别平等原则。邱仁宗还说，非医学理由（例如基于事业等因素的考量）冻卵是未婚女性基于身体权和生育权非常合理的诉求。

今年3月13日，国家卫健委有关部门正组织征求专家关于放开单身女性冻卵的意见。“两会”期间，包括全国政协委员、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院长徐丛剑在内的多名人大代表都递交了修改原有法规、允许单身女性冻存卵子的建议提案。

2001年的一个行政规章，已经过去了20多年。我不能理解，为什么这样一个过时和落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管理办法”还得不到更新？

众多讨论中，还涉及医学伦理问题。比如有些声音认为，开放冻卵，会导致一些卵子商业化，流向地下代孕市场。但显然，卵子是否会被非法应用，取决于有关部门对冻卵医学机构的监管。你不能因噎废食，把本属于政府的监管责任推给女性，让她承受生育权被剥夺的损害。

就像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那些地下辅助生殖机构的非法广告卡堂而皇之撒在地上。这就证明，冻卵、辅助生育的需求非常强烈，公立医院不给大家提供这个服务，大家私底下可能就会去一些不那么安全的地方，还是能够接触到这个业务。

这一点非常讽刺。等于说，目前的行政规章对未婚女性冻卵需求的限制，无形中把大家推向了国外市场，或者那些地下的灰色市场。

我的一个女性朋友，本来也打算冻卵，但不想在国内等下去，就先去美国取卵了。前不久她对我分享了她的喜悦，还有个女生告诉我，自己在国外留学期间就已经冻卵了，这个女生比我还大三四岁。她说，哪怕将来她合法登记结婚了，不一定会用上，但在此之前，这几颗优质卵子的存在，就是她的自由，也让她有了安全感。

即使我一审败诉，但案件本身引起的讨论，也让一些女性朋友受到鼓舞。一位朋友说，虽然冻卵技术在国内还没开放，但仍然让她感到希望，在被催婚和催生的时候没那么焦虑了。仅仅是普及冻卵知识，让更多女性知道有这么一项技术存在，就让她们的心理健康水平有所提高了。

与其催逼大家进入婚姻这个系统，倒不如努力让没有进入这个系统并想生育的人得到更多社会支持。通过法律、科普、宣传，帮助和指导大家更清楚地知道更全面的信息，避免冲动之后的不好结果。

小时候，我在很多影视文学作品中看到，那些单身生育的女性，会被看作有道德污点的人，被歧视，甚至被惩罚。“未婚先孕”这个词本身，就充满了各种意味，比如道德审视、谴责、调侃、八卦，甚至一些色情的凝视。

但2019年以来，我这个案子带来的社会舆论风向、法律政策风向改变，通过大众传媒的普及，都让社会环境对单身生育和单身冻卵变得更友好了。此次二审，我们调整了诉讼策略，找了相关领域的权威专家，出具法理层面、医学和伦理学的意见。就像我的律师说的，这是一个倡导型的案子，不管二审结果如何，这个案子能够立案，就已经是巨大的进步。

我希望大家能够看到，我不是一时兴起，我们（单身冻卵女性群体）真的不是不负责任的。我是在很认真地对待我的生活，规划我的人生，然后精进我自己的能力，让自己变成更好的人，并对自己和周围的人负责任。

所以，基于从一个负责任的、理性的出发点，为了给未来保留一份生育可能性的这个小心愿，我们也要收回我们的身体主权和生育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