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段志强｜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

【导读】在“容貌焦虑”、整形医美、“AI换脸”的浪潮中，今人正进入一个新的看脸时代。除了看颜值，很多人还关心：如何通过相貌判断一个人或预知其吉凶祸福？相貌在何种程度上泄露了人在过去与未来的“天机”？古人为了判断相貌与命运的关系，发展出一整套标准化、文本化的相书以及相术，进而作出价值判断与行为选择。本文通过对古代相术世界的探讨，剖析相术的文本与实践，认为应重视相术背后所指向的复杂社会心理。

作者从荀子的《非相》、王充的《骨相》两篇论证开始，继而列举战国、唐、元、明、清时期相貌对于选官的重要影响。作者指出，选人看长相，几乎是历史上一以贯之的规则。江湖方术与选官制度看似风马牛不相及，实则都体现了试图把握无常命运的奢望。值得注意的是，诸多故事表明相术不但有法可依，还能交叉验证。以相识人，不仅是古代选官之法，更是判断用人的不二法门。相术所具备的经济、高效的特点，使其在社会交往中普遍流行。

作者强调，当前我们对方术的研究面临诸多困境，关键难点在于：方术的实践根植于复杂的社会心理。因此，对于术数史的研究既要重视文本与实践的差异，又要超越科学与迷信/策略的对立。

看脸时代

▍一

荀子认为，他正生活在一个看脸的时代。一个人长得好不好——荀子说的主要是男性——很大程度上决定人们对他的评价，结果就是大家争相追求颜值，以至于“今世俗之乱君、乡曲之儇子，莫不美丽姚冶，奇衣妇饰，血气态度拟于女子”，而在婚恋市场上最受欢迎、“妇人莫不愿得以为夫，处女莫不愿得以为士”的，自然也是这样的人。

目击时弊，荀子不以为然。他写了一篇《非相》，非的就是这种不正之风。《非相》里列举了圣贤们的长相，大部分不像正常人；又说昏君如桀、纣，都是又高又帅体格又好，“古者桀、纣长巨姣美，天下之杰也，筋力越劲，百人之敌也”，那么人与人之间，到底是比外表，还是比内在呢？以这样无可辩驳的论据，荀子抨击了当时流行的相人术，所谓“相人之形状颜色而知其吉凶妖祥”的技术。

但是，对荀子的批评，后世的相士们肯定不以为然。他们理解的相面，绝不是比谁更好看，而且《非相》一篇虽然反对相术，但其中一句“相形不如论心”却被相士引去，几乎成为相术的金科玉律，荀子反而变成了相术谱系中的重要一员。

1590年朝鲜写本《新编相法五总龟》中的男人面痣贵贱图

但这只是例外，大部分相术故事在相书中都找不到依据。比如前引朱棣“年交四十，须长过脐”就可以做皇帝的相法，在现存明代之前的相书中就见不到类似的理论。相师也许另有其不传之秘本或秘术，不过更可能是他触景生情、因人设教。明代谢肇淛《五杂组》有一则说，兰溪杨子高以相术知名，有一次到谢肇淛斋中，坐客二十来人，杨子高一一辨识其身份，丝毫不爽。谢肇淛事后问之，答说：“此无它，但阅人多耳。”——“阅人多”实是跑江湖的不二法门，而准确判断来人的身份与职业，又是所有术士必修的基础课程，却非单靠相书所能学会。

术数史研究由此面临困境：一方面只能依靠现存的文献，另一方面术数的实践与文献之间却可能存在严重的脱节。其结果就是，尽管有数量繁多的术数类书籍存世，我们对古代的术数世界仍然缺乏理解。

王兴的新著《明代的相术：命运与身体》（Physiognomy In Ming China: Fortune and the Body）与大多数讨论术数的著作不同，作者除了讨论相学文本的演变和分化，还非常关心相术的实践。作者发现，相书的标准化记载和相术的实践之间，其实存在相当大的落差。比如说，为了说明某种长相特征，相书常常会画许多幅头像，以便读者按图索骥。但以当时的刻印技术，实在太难表现出微妙的面部差别，更别说那些分类是不是合理、标注的形容词（清、奇之类）能不能言传了。结论是，古人如果想靠阅读相书来掌握这门技术，恐怕并不容易，还得靠另拜名师，指点江湖伎俩才行。

以正统儒家的眼光来看，方术的先天不足在于，其中没有道德的位置。倘若茔地形势决定了家族的兴衰，出生时日决定了个人的命运，面目身体预示着吉凶休咎，那人为什么还要做好人呢？倘若世间万事都依照方术所揭示的规律冷漠运转，那人的意义体现在什么地方呢？宋代以后，术数类书籍往往都会有一个“政治正确”的序言，预先解决这个理论困境，相术类书籍的常见套路，是说心术决定了面相，看相是为了看心，而心地善恶才是决定命运的关键。社会上还流传很多“改相”的故事，说某人本来面相不好，后来做了好事，面相改观，进而改命，那就更有道德说教色彩，也增加了术士行术的正当性和灵活度。

进而言之，方术的实践根植于复杂的社会心理，不但不宜用科学/迷信的二分法加以框定，也无法单靠文本窥其实际。相书条目清晰，相术实践却模糊含混；相书客观机械，相术实践却兼容道德，正说明方术与经验科学的相似性也就仅止于“相似”而已。明代冯惟敏《海浮山堂词稿》中有一支散曲讽刺相士道：“对着脸朗言，扯着手软绵。论富贵分贵贱，今年不济有来年。看气色实难辨，荫子封妻，成家荡产，细端相胡指点。凭着你脸涎，看的俺腼颜，正眼儿不待见。”神秘技术沦为语言艺术，正是一般江湖术士的必然归宿。

另一方面，历史文献中又充斥着相人术的成功传奇。崇尚科学理性的历史学者要么把这些故事看成是“迷信”，要么看成是“策略”。历史学的基本套路是，如果故事主角是小人物，那么就可以说他们是无知、迷信；如果是大人物，那最好还是用策略来解释更符合主角的身份，一般来说这种策略还得是政治性的。有意思的是，尽管科学一向强调经验，这些在史书上反复出现的情节却失去了成为经验的资格。换句话说，要想成为历史事实，先得经过科学的拣选，而这些方术故事只能先被判定为假象，进而归因于其他的动机，才能被历史学所理解。

新的术数史研究，不但应当重视文本与实践的差异，同时也要超越科学与迷信/策略的对立，方有望推进至新的境界——时至今日，外貌与心术及人生际遇的关系仍是极具吸引力的课题，由于面部识别技术的飞速进展，对面相的分类和描绘也前所未有地更加精细。蓦然回首，我们可能会发现，从荀子到今天，“看脸”始终都是时代的要素，一直未曾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