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吴鹏

从武则天神龙元年（705）到唐玄宗开元元年（713），朝廷政治一直笼罩在武则天的影响之下，可以称为“后武则天时代”。这一时期，高层政治动荡不安，短短八年时间便发生了神龙政变、景龙政变、唐隆政变、先天政变四次政变，经历武则天、中宗、少帝、睿宗、玄宗五个皇帝。各色人物粉墨登场，城头变幻大王旗，在看似纷繁复杂的政坛乱局背后，可以看到“合同李武”和“清算武周”两条政治路线的缠斗。而这应该就是后武则天时代的政治底色，也是决定这八年历史发展的底层逻辑。

▲《大明宫词》中的太平公主与李隆基

最终，李隆基经过先天政变一役，诛杀包括武系残余势力在内的睿宗、太平公主派系朝臣，逼迫太上皇睿宗交出全部皇权，赐太平公主自尽。武系朝臣势力最终覆灭，玄宗李隆基掌握绝对权力。随后，玄宗下诏废黜武则天父母武士彟、杨氏的孝明高皇帝、孝明高皇后称号，回到高宗咸亨年间对其太原王、王妃的政治定位；再次废除昊陵、顺陵称号，降为太原王、王妃墓。对于祖母武则天，玄宗亦是毫不留情，将其“天后圣帝”的尊号一路贬降为“则天大圣皇后”“天后”，最终让武则天回归高宗的皇后身份，先后称其为“则天皇后武氏”“则天顺圣皇后”。

至此，玄宗对武周政治遗存进行了近乎彻底的清算，李唐皇族实现了对皇位和皇权的绝对独占。玄宗后来甚至将发动神龙政变的张柬之、桓彦范、敬晖、崔玄、袁恕己五人全部配飨中宗庙廷，和中宗一起安享大唐官民的香火祭祀。这不但是对五人的彻底平反，更意味着将张柬之等人高举的“清算武周”大旗彻底插到了执行“合同李武”政策的中宗阵地上。玄宗意在通过这一政治动作昭告天下，武则天确立的“合同李武”路线完全失败，张柬之等人举起、经李重俊传递、最终由玄宗扛起的“清算武周”大旗取得全面胜利。由此，后武则天时代彻底终结。当然，伴随政治清算的完成，也要对舆论包括历史记述进行清理，武周的历史记忆与我们今天所知的样子就越来越接近了。

而玄宗虽然在政治手段上高举“清算武周”大旗，对武则天“合同李武”政策进行了彻底否定，但在治国路线上却全盘继承了武则天的改革局面，尤其是在经济政策、政治改革和军事变革方面。武则天在经济上实行放开搞活政策，坐视将农民牢牢束缚在本土本乡的均田制衰落，默许农民迁徙到其他地区发展生产；玄宗明确出台法令承认农民迁徙他乡的现实，允许其就地落户。武则天放任建立在均田制基础上的具有“兵农合一”性质的府兵制瓦解，玄宗直接将府兵制改为“兵农分离”的募兵制，使当兵成为一种职业，有效提高了军队战斗力。武则天大力推行科举制，玄宗进一步扩大科举取士范围，增加进士录取人数，推动进士科开始稳定地成为高级官员的主要来源。武则天在改唐为周的过程中对李唐皇室所属的关陇贵族集团进行了系统清洗，玄宗继续放弃关陇本位政策，在全国范围内择天下英才而用之，接力打压包括关陇贵族在内的贵族集团，实施大规模启用普通地主出身官员的用人战略，彻底打开了中国古代从贵族世家政治转向平民官僚政治的大门。如陈寅恪先生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所言，“科举制之崇重与府兵制之破坏俱起于武后，成于玄宗”，“新兴阶级（即普通地主出身官员集团）之崛起，乃武则天至唐玄宗七八十年间逐渐转移消灭宇文泰以来胡汉六镇民族旧统治阶级（即关陇贵族集团）之结果”。玄宗继承武则天改革思路的改革举措，为经济的发展、社会阶层的更新、军事力量的强大提供了重要的政策支持和制度支撑。

值得深思的是，在四次政变过程中，各派均有意无意地将斗争局限在朝廷高层，防止斗争蔓延到中下层和社会面，避免政治斗争伤及经济发展。这就确保了在高层政治斗争频发的环境中，社会没有发生大的动乱，经济没有受到伤筋动骨的摧残，为后来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保留了活力和元气。

唐朝摆脱李武两家共掌皇权的不正常政治生态后，成功进入天无二日、民无二主的古代传统政治运行逻辑。在李氏皇族定于一尊、最高皇权“令出一门”的政令统一前提下，朝廷治理有了健康的政治生态作为保证，经济发展有了绝对的政治权威和一以贯之的改革方向作为后盾，百姓改善生活的活力竞相迸发，民间创造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开（元）天（宝）盛世的大幕正式拉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