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施越

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

【导读】面对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的剧烈变化，中国正在重构自身发展的外部关系和策略，亚非拉的发展中国家与地区越来越成为中国对外合作的重心。其中，在地理上与中国西北毗邻的中亚地区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它既是中国与亚欧大陆腹地联系的陆上通道，又关涉中国的国家安全。然而，与此不相匹配的是，无论是社会大众还是学术界，对中亚的认知都还停留在浅层。

本文试图跳出从外部大国博弈或国内议程出发认知中亚的流行视角，尝试勾勒近代以来中亚地区面临的种种挑战，及其为适应现代国际秩序所做出的努力。对于中亚本土民众而言，真正的问题是如何在近代西方塑造和主导的国际秩序下谋求发展。在沙俄、苏联、独立后等各个时期，中亚围绕着现代转型的两大难题——如何参与全新且不断变化的国际经济分工体系，如何实现民族国家转型和国家建设——做出不同回应。如今，中国的向西开放和“一带一路”倡议，则给中亚地区带来超越双重挑战的历史性机遇。

从帝国边疆到丝路枢纽：

中亚地区的近现代转型

2023年5月，“中国—中亚五国”元首峰会在千年古都西安召开。这是2022年末疫情防控措施调整以来我国举办的首场重磅主场外交活动，也是中国与中亚五国首次以线下形式召开元首峰会。在当下的国际政治语境中，“中亚”一词稳定地指称由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构成的地理空间。这一指代关系实际上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才逐渐确立。“中亚”一词源自近代欧洲在“地理大发现”背景下对亚洲中部内陆地区的称呼。而在中国古代的文献传统中，这一地区长期被视为“西域”的一部分。

与亚非拉其他地区相似，中亚自18世纪以降逐渐被纳入由欧洲列强塑造的国际秩序之中。近代以来的全球历史进程主要对中亚构成两方面挑战：其一是国际贸易体系的“海陆之变”。15世纪末，西欧借助美洲白银加入亚欧生产贸易分工循环。自此，跨地域的海洋贸易效率逐渐提升，亚欧大陆腹地的陆路贸易在19世纪逐渐被边缘化。中亚地区近代以来面临的首要挑战是如何融入以海洋贸易为基础的国际劳动分工体系，加入工业化时代全球的发展进程。

其二是政治体组织形态的“国族转型”。近代欧洲列强之间旷日持久的战争刺激了军事和工业技术的持续迭代、资本与国家的深度融合和国家能力的不断强化，国族（Nation-State）成为动员能力更强的政治组织方式。在内部塑造国族的同时，欧洲列强往往占据规模不等的海外殖民地，且建构以“文明使命”为底色的各类“帝国理由”，形成国族—帝国的双重面向和母国—殖民地的国际体系。对于中亚地区而言，如何借助技术革新改造传统社会结构、建构国族以求生存，是另一个长期的挑战。独立30余年，中亚五国至今仍受制于这两方面的挑战，但“百年大变局”为各国探索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提供了新的历史机遇。

▍从“鞑靼利亚”到“中亚”：俄苏传统下中亚地区的现代转型

就自然环境而言，中亚大致可分为北部草原地区和南部绿洲地区。草原地区东连天山北麓和蒙古高原，西通伏尔加河和第聂伯河流域，是东亚游牧部落向西、向南迁徙的枢纽。绿洲地区则是伊朗高原和印度河流域人群前往塔里木盆地和中原地区的必经之地。在古希腊、古波斯和汉代史籍中，后世学者可清晰地辨认自古以来中亚地区存在的游牧和农耕两种生产方式。该地区的游牧和农耕人群以商贸、传教、征战和游历等形式活跃于亚欧大陆各地之间的交流中。无论是汉代的康居、乌孙、大宛和大月氏，还是唐代的西突厥、突骑施、粟特，其内部的生产方式、社会结构以及在亚欧大陆各地之间的分工均存在较强的延续性。

中古时期伊斯兰教的传入和蒙古西征是改变这一地区政治和文化传统的两个重要进程。前者奠定了今天中亚五国以伊斯兰教为主要宗教信仰的文化特征，后者则塑造了19世纪俄国征服之前中亚各地诸政权的内在联系：由金帐汗国解体后形成的喀山汗国、阿斯特拉罕汗国、克里米亚汗国、西伯利亚汗国、乌兹别克部南迁形成的布哈拉和希瓦政权，以及哈萨克各部均尊奉成吉思汗的男性子嗣为汗王，大致分享由阿拉伯—波斯和草原游牧传统混融而成的文化体系。

16世纪以降，大航海时代带来的一系列政治经济变迁，已经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中亚地区的政治经济格局。首先，海洋贸易的兴盛使中亚地区贸易规模激增。规模庞大的布匹、白银、大黄、马匹等物资通过布哈拉汗国的商业网络，在东亚、南亚、西亚和欧洲之间流转。以“布哈拉人”“安集延人”为名的商业侨民团体分布在从俄国阿斯特拉罕至南亚的广袤地域。[1]其次，以火器和要塞为中心的近代军事技术在17~18世纪逐渐改变着中亚地区的政权组织形态。这些技术经由东欧、西亚和南亚三条路线碎片化地传入中亚，在客观上促进了中亚地区政治权力的集中。17世纪初兴起的准噶尔部借火炮威势频繁征讨中亚东部和南部。而18世纪末兴起的浩罕一度维持上万名操持火绳枪的步兵常备军，并在锡尔河和楚河流域修筑要塞，向周边游牧民征收实物税。[2]与浩罕相似，火器的传播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哈萨克小玉兹内部的权力集中。[3]

尽管如此，在“海陆之变”和“国族转型”之下，中亚地区各政治体即将面临更为强大的对手。地处东欧的俄罗斯在16~18世纪的一系列战争中脱颖而出，吞并伏尔加河流域诸多金帐汗国后继政权，并将瑞典、波兰和奥斯曼的部分领土收入囊中。七年战争（1756~1763年）以降，欧洲经历了地缘政治革命、工业革命和政治观念革命。[4]而中亚地处内陆，一方面未能及时感知欧洲列强经历的剧变，另一方面也无法借助海洋引入其他列强势力以制衡俄国。同时，中亚各政治体组织松散，民众尚未形成国族观念，仍依附于部落或土地，军事装备、技术和战术上与俄国存在代差。借地利之便，俄国在拿破仑战争之后逐步征服中亚北部草原地区（19世纪20~60年代），后于19世纪60~90年代征服南部绿洲地区。

对于中亚而言，伴随俄军而来的是19世纪的前沿技术、管理体制和政治思潮。在技术层面，首先，19世纪中后期的军事技术使俄当局有能力控制中亚主要的人口聚落，建立相对稳固的边疆政权。至19世纪80年代，电报网络已经覆盖中亚地区的主要城市和交通线。20世纪之交，西伯利亚大铁路（1896年修通至鄂木斯克）、中亚铁路（1899年从里海东岸修通至安集延）、奥伦堡—塔什干铁路（1906年贯通）相继竣工后，整个中亚地区以现代通信和交通方式与俄罗斯、欧洲以及西亚北非地区连接在一起。在此基础上，俄当局在中亚各军政中心引入印刷技术、学校教育体系、图书馆和剧院等现代文教设施，培养本土官僚，并传播支持统治体制的意识形态。

在管理体制层面，俄当局将中亚地区（除沦为受保护国的布哈拉埃米尔国和希瓦汗国之外）划分为九个行省，建立省—县—乡—村四级行政管理体系，并逐步设立粮食供应、公共医疗、兽医、社会保障和国民教育机构。俄当局最初通过吸纳中亚各族群的贵族阶层为基层官吏。至19世纪末，随着俄国在中亚地区的统治日渐稳固，本土贵族的传统世袭特权逐渐遭到削夺，基层官吏逐渐由受过俄式教育的本土贵族和平民子弟担任。

在交通和通信技术扩散的基础上，俄国在1896年至1916年间向中亚草原迁徙超过100万欧俄农民，使草原诸省的人口规模从1897年的345万余人飙升至1916年的550万人以上。大规模的人口和资本的涌入重塑了草原地区的族裔结构、生产方式和产业格局，并显著推动了游牧社会的定居化，从根本上改变了中亚草原千百年来游牧社会的形态，也促成草原地区生产谷物、绿洲地区生产棉花的区域专业化分工。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广义上的俄罗斯族人口占草原诸省总人口的三分之一以上；草原诸省从“危险的边疆”一跃成为俄国重要的谷物和畜产品基地，经西伯利亚大铁路接入欧俄市场。大多数游牧民转入定居或半定居生活方式，兼营农耕与畜牧。哈萨克社会内部出现显著的阶层变动，以血缘为基础的传统权威逐渐瓦解，依附于俄当局的群体成为新的权力中心。

新技术和新制度的引入催生了新的社会阶层和政治思潮。俄式学校教育以及基层行政和文教机构为新一代本土知识精英提供了接触、吸收和传播各类欧俄思想文化的平台。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和基于本土传统的革新主义均在中亚本土知识阶层中扎根。部分知识精英赴圣彼得堡、西欧和奥斯曼游历求学，以文学作品针砭时弊，呼唤中亚各地民众的觉醒和社会革新。他们充分利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新技术条件，用本土语言和俄语创造以批判中亚社会现实为主旨的新文学，并编纂教材，改革学校教学方法，在知识供给和传播两个维度上推动文化革新。他们的主张既包括对发展的渴望，即推广世俗教育、吸纳以俄语为媒介的新知识和新技术；也包含反封建的诉求，即破除传统社会的父权、夫权和教权。而在革新的目标上，他们的辩论中同样存在“体用之争”。正如草原地区知识分子布凯汗诺夫（A. N. Bukeikhanov）在1910年的一篇文章中所述，中亚草原将出现“西方主义路线”和“民族—宗教路线”两个派系，前者可能通过加入国家杜马参政，而后者则在吸收俄国东方学知识的基础上，借助本土文化元素、建构新的政治共同体身份以反对沙皇统治。

帝俄时代末期中亚革新派知识分子的愿景在十月革命之后部分成为现实。在欧洲列强竞争白热化的背景下，20世纪初的族裔民族主义浪潮成为促成德、俄、奥、土四国皇统解纽的重要因素。[6]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布尔什维克的民族政策则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族裔民族主义的时代之问：布尔什维克提出了以地域为基础的民族定义，以及与社会发展阶段论相结合的社会主义民族理论，[7]并以建立主权国家、加入苏维埃联盟的形式兼顾民族解放的诉求和应对国际竞争的需要。部分支持布尔什维克的中亚各族精英积极参与到这一政治议程中，并通过相互间的博弈初步划定了现代中亚五国的政治版图。在1925~1936年间，经过数次领土划分和行政级别的调整，由哈萨克、吉尔吉斯、乌兹别克、土库曼和塔吉克五个加盟共和国构成的苏联中亚地区最终成形。

与民族识别和国家组建相配套的是政治和社会关系的变革。首先，在20世纪20年代，苏联在中亚地区大力推行本土化政策（korenizatsia），从各地基层苏维埃提拔本土族裔干部，并在莫斯科设立面向东方民族的干部院校，培养骨干人才。其次，自1928年起，苏联自上而下组织全国性的集体化和工业化运动，并在中亚地区发动妇女解放运动、打击旧宗教阶层、推广群众扫盲运动和普及国民教育。20世纪20~30年代的社会运动极大地冲击了中亚地区此前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一定程度上践行了帝俄末期中亚知识分子的革新理想。

与社会关系的现代化同步展开的，是国族文化的构建。早在20世纪20年代，部分被吸纳入新政权的革新派知识分子就积极投身语言文字改革、本族历史的编纂和基础教育的教材编写工作。自20世纪30年代开始，苏联科学院的历史学、考古学和东方学研究所开始搜集整理和出版各族历史资料。例如，1934~1939年完成的“土库曼项目”旨在从各语种中古文献中整理和翻译与土库曼族相关的史料，并筹备编纂通史。[9]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大批学者被疏散到塔什干和阿拉木图。在中亚各加盟共和国的支持下，来自中央的学术精英积极参与到培养地方学者和编纂加盟共和国通史的工作中。1943年出版的《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历史：从远古到当下》是这一背景下出版的首部中亚国别通史。[10]同一时期，各国以主体民族为研究对象的科研机构陆续建立，至20世纪中期初步构建起较为规整的民族知识体系和知识再生产机制。在“二战”后相对稳定的政治经济条件下，各主体民族的语言、文学、历史、考古和民俗知识由现代学术机构系统性地塑造成形。

在融入国际劳动分工方面，中亚地区通过苏联的计划经济体系在短时间内实现了大规模的工业化。经过11个五年计划的发展，公路、铁路、航空、电网、油气管网基本覆盖中亚主要城市。该地区的煤炭、石油天然气、电力、钢铁和有色金属冶炼、机械制造、轻纺和食品工业均成体系，哈萨克斯坦和南部四国分别成为重要的谷物、肉类和棉花生产基地。乌兹别克斯坦的首座核反应堆于1959年投产，而首都塔什干的首条地铁于1977年开通。在工业化的基础上，中亚地区的人口规模从20世纪20年代的约1000万，至1970年上升到约1900万。1959年，乌兹别克共和国每千人中等教育文凭获得者数量为263人，每千人高等教育文凭获得者达到18人，两项数据均与全苏平均数据持平。[11]

在苏联主导下，通过社会关系改造、国族身份建构和干部队伍的本土化等措施，中古时期中亚各族裔被整合入多民族的中亚五国。而18世纪以来这一地区参与国际劳动分工的困难，则通过计划经济下大规模的基建、产能和民生事业投资得以缓解。至1991年，中亚各国已经建立了现代行政管理体系和文教体系，实现了20世纪中后期水平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并以历史、语言、文学和艺术领域数十年的知识再生产相对稳固地建构了各国的国族符号体系。

上述历史性的转变也反映在欧洲人对中亚地区的命名方式中。自13世纪蒙古西征时代至19世纪初，天主教会和欧洲近代知识界长期以“鞑靼利亚”（Tartary/Tartaria）称呼伏尔加河流域以东至中国、南至伊朗高原和印度河流域的广袤地域，该地区的人群被泛称为“鞑靼人”（Tartar）。19世纪初，欧洲地理学界承认了上述称谓的缺陷，改用“亚洲中部”或“中亚”来指称从大兴安岭至里海的广袤内陆地区。而在俄国征服中亚之后，部分俄国知识分子试图将“中亚”的地理范围限制在俄国版图内，以强调俄国统治亚洲以及未来向亚洲接邻地区扩张的正当性。[12]这种扩张主义的意涵随着旧政权的倾覆而消散，但将“中亚”的地理范围局限在俄国境内、并主要指称以阿姆河和锡尔河流域的传统则保留下来。更重要的是，在苏联时期，随着加盟共和国政权的组建和国族符号体系的完善，“中亚”逐渐成为各加盟共和国主体民族的集体身份。苏联解体之后，作为区域集体身份的“中亚”成为外部世界普遍接受的称谓。尽管“中亚”这一概念从根本上说仍从属于古希腊时代以降欧洲人建构的欧亚二元观念，但相比中古时代包含更强宗教和种族主义色彩的“鞑靼利亚”，“中亚”与“东亚”“南亚”“西亚”一道，成为后冷战时代非西方国家表达主体性的集体身份。

▍在“帝国边疆”重塑国族：独立后中亚国家面临的双重挑战

“美国人和英国人称我们地处‘心脏地带’或者是‘枢纽地带’，但这不就是边缘地区的意思吗？”一位乌兹别克斯坦科学院的学者这样评述外界对乌国的刻板印象。[13]苏联解体在政治上意味着中亚国家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但随之而来的是此前全苏计划经济体系的崩溃和严峻的安全挑战。欧美的俄欧亚研究学者将这一进程比附为旧帝国崩解和新国族解放。[14]然而，在依附论和帝国理论的视野下，中亚各国在90年代以来实际上转入美国主导的世界帝国。其地位仍处于边疆，只是这个新的帝国并非以领土帝国的形式呈现，而是依托海洋贸易、盟友体系和基督教-英语文化等要素构建起来。[15]同时，苏联的解体并不意味着俄罗斯与中亚国家完全割裂了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的诸多层面联系。因此，独立之后，加入国际劳动分工和构建政治共同体的两大难题再次摆在中亚各国面前。中亚国家不得不以多元平衡的方式在俄、美、欧、土耳其等多种国际政治势力之间寻求发展路径。

首先，亚洲腹地的地缘条件再度成为中亚国家谋求发展需要克服的障碍。苏联解体后，中亚国家接入国际市场的便利途径，是借用苏联时期以莫斯科为中心的基础设施网络。在这方面，与俄罗斯有着7500余公里边界的哈萨克斯坦占据相对有利的位置，其能源和矿产得到了国际资本的青睐：上世纪90年代初，美国石油巨头雪弗龙（Chevron）迅速入主开发哈国西部的田吉兹油田，印度钢铁制造商伊斯帕特国际（Ispat International，2006年收购西欧钢铁巨头安赛乐后形成安赛乐米塔尔集团）收购了哈国最大的钢铁企业卡拉干达冶金联合厂，而采掘和冶金业巨头欧亚自然资源集团（ENRC）则收购了哈国的煤、铁和有色金属矿藏。土库曼斯坦的天然气仍可通过苏联时期修建的中亚—中央天然气管道，经由俄罗斯转手输入欧洲市场，但其定价长期由俄罗斯企业主导。乌、吉、塔三国受地缘条件的限制更为严重，矿产资源开采和运输的成本更为高昂。在独立三十余年后，乌、吉、塔三国的主要外贸产品为黄金和皮棉；三国每年向俄罗斯输出数以百万计的跨境劳工，以劳务移民的方式加入国际劳动分工。除此之外，后冷战时代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并不倾向于投资内陆地区长期发展所需的基础设施。而冷战时期的集团对抗为中亚地区设置了南向和东向联通的壁垒。沿海地区繁荣的背后，是大陆腹地民众长期处于被边缘化的境地。

其次，中亚各国的国族身份建构面临大国博弈之下多种力量的牵引。独立之后，中亚各国相继由社会主义民族理论转向以主体民族为基础构建新国族身份。这一过程中，冷战背景下形成的诸多话语体系逐渐进入中亚，不同程度地影响着各国的内外政策。各国内部最重要的两个宪制问题是国族的族裔构成和政教关系。就族裔构成而言，独立之初，哈国北部地区一度出现的族群分离主义问题在俄哈双边协调后得到妥善解决。随着以俄语为母语的欧俄族裔从中亚各国大量迁出，问题的焦点逐渐转为俄语在各国语言使用中的地位。目前，吉尔吉斯斯坦将俄语作为官方语言之一，其余四国承认俄语为族际交流语。除俄罗斯族外，受边界划分问题的影响，五国的主体民族均存在跨境居住的情形。政局一旦不稳，则可能爆发骚乱。[17]尽管如此，中亚各国均承认自身的多民族国家地位，尝试在族裔民族主义和公民民族主义之间寻找平衡点。

就政教关系而言，上世纪90年代初，出于切割历史遗产、塑造国族主体性和发展对中东国家关系等目的，中亚各国一度强调伊斯兰因素在国族符号体系中的地位。但乌、塔两国内部出现关于伊斯兰教在国家政治中地位的严重分歧。争议演变为旷日持久的塔吉克斯坦内战和长期困扰乌、吉、塔三国的恐怖主义问题。鉴于同一时期阿富汗政局复杂化，中亚各国均在宪法中明确政教分离原则，并以法治化手段管理宗教事务。[18]

进入新世纪，美国在阿富汗反恐战争的旗号下加大对中亚各国的军事和经济援助，借助媒体和非政府组织扩大影响力，与欧盟、日、韩和土耳其等盟友在中亚地区推行人权和民主价值观。2005年3月吉尔吉斯斯坦发生的“郁金香革命”是上述意识形态的政治实践。但这一事件引发俄罗斯和中亚其余四国当局对“借人权干涉主权”的警惕，各国此后与美国保持一定距离，并敦促美军撤出中亚。进入移动互联网时代，欧美的人权话语结合特定时政议题有着较强的社会动员能力，且在一定程度上塑造着中亚各国民众对俄罗斯和中国的认知。但受限于中亚的地缘条件，欧美难以有效地投放人力资源，也无意在政权更迭之后大规模改善一国的社会经济条件，故始终未能对各国的国族身份建构产生根本性影响。

此外，自20世纪初以降，土耳其、日本等国学界在欧洲东方学的基础上持续建构与俄罗斯对立的欧亚草原游牧传统。相关学说尝试以游牧生产方式、语言学分类、宗教信仰乃至“人种”为基础，建构欧亚草原地区自青铜时代至19世纪的连续历史脉络，以塑造与俄罗斯对立的超国家意识形态。在后冷战时代，此类学说糅合后现代主义学说，以游牧传统批判西方中心主义的现代化叙事，进而为蒙古、哈萨克、吉尔吉斯和土库曼等强调自身传统中游牧因素的族裔正名。此类学说受到一些中亚国家的欢迎，部分观点已经被吸纳入官方历史叙事。长期来看，上述观念蕴含推动地缘政治变局的潜力，可能引发与周边国家的摩擦。

▍复兴丝路枢纽：中亚国家现代转型的历史性机遇

同样需要看到的是，中亚各国自独立以来并非被动接受地缘条件的束缚，也并未完全沦为大国博弈的棋子。独立之初，哈萨克斯坦充分利用欧美希望其放弃拥有核武器和开发里海能源方面的诉求，获得国际社会的政治支持和经济援助。同时，借助迁都和原苏联大型企业私有化等议题，哈国有效地吸引了国际资本流入，为独立之初的经济体制转型赢得了转圜空间，避免了大规模内部冲突，以相对较小的代价渡过了动荡的90年代。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则选择减少与外部世界的联系、放缓市场化改革的节奏，以应对邻国阿富汗政权更迭和塔吉克斯坦内战带来的风险。此外，乌兹别克斯坦反新自由主义之道，在90年代初选择保持国家计划指导，通过外交手段引入韩国和欧洲的特定企业发展汽车制造和重化工业，以谋求战略自主。2001年阿富汗战争爆发后，乌国充分利用交通之便，在保持外汇管制和计划指导的经济体制下仍获得欧美和韩国的大量军事和经济援助。土库曼斯坦在独立后奉行“永久中立”原则，积极开拓天然气出口渠道，与伊朗和中国的合作建设跨境天然气管道，以降低对俄罗斯和欧洲的依赖。对于该国而言，2006年签约、2013年竣工的中国—中亚天然气管道正是其外交战略中的关键一环。

与此相应，独立后的中亚五国大幅提升主体民族历史文化人物和重要王朝在国族符号体系中的地位，夯实主权独立的意识形态基础：克烈和贾尼别克汗在哈萨克斯坦、玛纳斯在吉尔吉斯斯坦、帖木儿在乌兹别克斯坦、伊斯玛仪·萨曼尼在塔吉克斯坦以及乌古斯汗在土库曼斯坦，均被塑造为各国国民的神圣先祖，占据原先苏联时期革命导师在历史书写、雕像陈设、街道命名和节庆纪念中的地位。[23]

尽管长期面临大国博弈的挑战和“颜色革命”的冲击，以及各国之间仍存在边界划分和管理、跨境水资源分配、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等诸多难题，但中亚各国艰难地维持着主权独立，积累了独立自主发展的历史经验。当下，随着“华盛顿共识”趋于消散，中东主要政治力量趋向合作共赢，“一带一路”倡议正迎来新的发展阶段，而中亚各国也正在把握超越“海陆之变”和“国族转型”的历史性机遇。一方面，中国的西向开放和对中亚地区的数字化和交通基建的投资，将逐渐改变中亚地区远离海港的困境，使中国成为中亚国家的“海洋”。更重要的是，在共商共建共享的理念之下，中亚各国正积极吸引产业资本，尝试降低对资源出口的依赖，使本地民众在地享受产业现代化的成果。后冷战时代由资本主导、以海运为基础的国际劳动分工体系有利于各大洲的沿海地区，而内陆国家则往往沦为能源矿产和劳动力的输出者。亚欧大陆腹地的产业现代化，将意味着更多内陆地区人口以在地的方式加入国际经济循环。这对于维系内陆地区秩序稳定、保持文明多样性而言，都具有深刻的意义。

另一方面，独立三十余年后，中亚各国的国族身份趋于稳定，各国逐渐尝试通过区域内双边和多边合作，解决超越一国边界的问题。2018年3月，第一届中亚国家首脑峰会在哈国首都召开，第五届峰会将于今年9月在塔国首都杜尚别召开。该机制是近期区域合作加速的重要动力。2023年1月27日，乌、吉两国元首通过联合声明的形式宣告完成两国边界确认流程，标志着乌、吉、塔三国在携手解决费尔干纳盆地治理方面迈出了重要一步。在能源和经贸方面，塔国宣称将加入2019年由哈、乌、吉三国重建的中亚统一电力系统；哈、乌两国在边境地区建立“中亚”国际商贸合作中心，并联合成立外贸公司。19世纪以降，亚非拉国族建构中的族群矛盾常常为大国竞争所激化，一旦冲突延宕，受害国反而被贴上“失败国家”之类的标签。中亚区域内以及“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国家间合作，回应的是如何处理民族国家体系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之间关系时代之问，是“深度全球化”时代各国如何携手遏制冲突、实现各国相互依存和文明交流互鉴的积极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