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一个企业的是否具有“人民性”，不应该单纯看所有制性质，而应看它最终为人民做出了多少贡献，解决了多少问题。从这个角度讲，多数民营企业从事的都是有利于国计民生、民有民享的人民经济，理应是社会主义经济天然组成部分。善待民营企业，就是善待人民；善待民营企业，就是巩固加强党的执政基础，任何反对削弱民营经济的，都是违背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的。

【本文是“关于民营经济的几个关键理论问题的再认识”专题系列之二】

（一）讨论民企姓社姓资越来越脱离现实

最近关于民企姓社姓资的讨论又多起来，其实对于这个问题，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已经做了很好地回答，后来的“三个代表”思想以及江泽民在2001年的“七一讲话”，进一步做了既符合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又切合社会实际的阐述。

（越是民营经济发达的地方，人民生活水平越高，社会越公平正义，人民对于经济发展的获得感越强烈，这是不争的事实）

以上再次说明，看一个企业的是否具有“人民性”，不应该单纯看所有制性质，而应看最终为人民做出了多少贡献，解决了多少问题。从这个角度讲，多数民营企业从事的都是有利于国计民生、民有民享的人民经济，而不是某个阶级私享私有、损害人民的掠夺经济，理应是社会主义经济天然组成部分。

（三）民营经济是党的重要执政基础

政治学界经常讨论政党的执政合法性问题，虽然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是在领导人民谋求翻身，国家争取独立过程中，社会的普遍自主选择。但是作为一个长期执政的整党，必然也面临实质的执政合法性考验。

那么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来源于哪里？笔者认为除了西方政党所要解决的提供更好的公共产品问题之外，作为一个全能型政党，更重要是解决人的生存和发展的问题。从全球社会主义实践看确实如此，社会主义执政党的历史合法性，并不能用来兑付现实的合法性。东欧和苏联共产党普遍因为没有解决人的生存和发展这个基本问题，而最终丢失了政权。

那么我们党如何基本圆满解决这个问题，获得长期执政地位的呢？历史角度看，发展民营经济无非是最主要的依靠。

从直接角度讲，上述部分所罗列的数据，无疑表明：民营经济不断发展壮大，解决了我国新增人口的就业问题，解决了人民提升收入要求的问题，解决了人民对于生活、发展要求更细腻更高质量的问题。此外，以民营经济为基础的市场计划体制，让社会更公平、更具有流动性，这对于满足人的发展需求也非常重要。这方面如果单靠发展国有经济是无法解决的，我国国有经济发展到1990年代中期，容纳就业达到1.11亿，就已经到了天花板，之后普遍面临低效破产的问题，东欧和苏联的计划经济也遇到类似天花板。

间接层面来讲，民营经济贡献的源源不断的税收（仅2012至2021年之间就创造了至少81万亿税收，约占全国税收六成），支撑起国有经济改革（包括整个国企改革中，民营企业共承接了约6000万国企裁撤人员，约占国企员工的一半），促进了国有资产壮大（那些国资增长最快的地方，基本都是依赖民营经济贡献的充沛税收，去注资国企，比如深圳、广州、宁波、杭州等；民营经济落后的地方，国资增长基本停滞，比如东北三省）；支撑起政府公共服务越来越完善，党和政府社会治理能力越来越强大；不仅支撑起日益增加的国防经费支出，民用信息技术和制造能力提高，也大大促进军事装备信息化、智能化、精端化。

所以，民营经济全方面促成了党的执政能力的提高，是中国模式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支撑，试想如果没有民营经济为党和政府分忧，我们党和政府面临的社会责任会多么重（当然民营经济发展也离不开党创造的良好社会环境，制度性支持，离不开国企在基础投资领域的坚实保障）！

善待民营企业，就是善待人民；善待民营企业，就是巩固加强党的执政基础，任何反对削弱民营经济的，都是违背人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