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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职业教育的困境:用工荒、教育脱节与歧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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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后,国家调查了各类技校的招生就业政策,国家对职业学校毕业生不再包分配。与此同时,随着国家经济结构的调整,企业减员增效,大批职工下岗分流。一方面一些企办技校、中专因为办学主体走入困境而停办;另一方面,一些政府办的技工学校和职业学校由于没有了就业优势,不能适应生产和市场经济的要求,一时毕业生就业率低下,学校难以为继,职业教育遭遇严冬,20 世纪 90 年代末期普通高校扩招,职业教育雪上加霜。

“1990 年代,大量工厂失业问题涌现。一直延续到今天,去上职业学校已经不再成为父母的首要选择,甚至大家都会唯恐避之不及。”严飞在一次演讲中说道。

在职业学校任教的L老师自嘲属于“亚文化圈”。“没有人会去研究职业教育,中职怎么升学。父母让你读书,从一开始就不是让你奔着职业学校去的,所以研究职业教育的人还不如研究留学的多。”

L老师曾前往新加坡、德国交流,他形容自己的心情是“从震撼到麻木”。“全世界老师都面临同一个问题:差生怎么教?大家都一样。”作为老师,他的最高理想是学生能够自食其力,靠工作养活自己,至于有多少个学生考取本科甚至更高的学历,并不是职业教育的追求。

“国家一直强调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有同等的地位,但我们都知道,地位不同才需要强调。”在L老师看来,企业给予一线工人的待遇和福利保障不够,对“蓝领”的尊重程度不高,加剧了职业教育“矮人半截”的局面。“打个比方,我们坐客梯,送外卖的坐货梯,这就是接受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员工在企业里的差别。”

L老师认为,高级技工的文化含量长期被低估。开机床,英语是必备技能,因为软件环境是英语的,操作水平想上一个台阶,高等数学至少要达到研究生数一的程度。“以我所在的数控行业为例,十年前提出了一种新的刀路理念,加工效率爆发式提升了 3 倍,这就是利用数学动态计算把道具性能‘榨干’。效率提升的背后是数学,问题是我们国家谁来研究呢?

德国作为西方“纺锤形”社会的典型,技工是中产阶层的重要组成部分,属于社会的主体。从收入上来说,蓝领技工的收入也不落下风。普通公务员的收入可能比不上管道工,高级技工的待遇可能会超过大学教授或医生。德国前总统赫尔佐格曾说,“为保持经济竞争力,德国需要的不是更多博士,而是更多技师”。

随着中国“文凭通胀”愈演愈烈,学历教育投资的性价比持续走低,不平等的局面是否有望被打破?乐观者预计 5 年之内拐点就会到来,在此之前,职业教育需要回归教育的本质,激发人的潜能。

奔驰制造了世界上第一辆汽车,保时捷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汽车设计师,职业教育培养的人可能不是伟大的科学家,但是在实践方面把自己的能力发挥到了极致,而培养一个工匠和培养一个科学家的难度原本就不相上下。

传记作家沃尔特·艾萨克森在《马斯克传》中写道:“马斯克的伟大之处在于,他知道制造无法外包,为了对产品拥有从头到位的控制,你必须建造工厂,如果你建造工厂,并将设计师的工作台放在装配线旁边,你就能够每小时进行创新,看到制造过程的运作方式,过去 30 年美国的一个问题是我们把制造业外包了,因此我们对创新没有近距离的感触,而马斯克具备这种感触。”

魔鬼藏在细节中。远离制造链条的每一个具体过程,或许意味着我们也在远离创新的可能。

正如有受访者坚信中国的职业教育未来大有可为,“一个国家培养的人才一定不全是学历教育的精英,假如全是,那么这些精英也不是真正的精英”。

(感谢多鲸资本创始人姚玉飞为本文采访提供的帮助和支持。)

撰 文:周 琪

责 编:彭海燕

运 营:周小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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