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坐拥1200万粉丝、有“中老年妇女收割机”之称的网红“秀才”，因存在违规行为账号被封禁后，他背后无数情感被忽略的老年人，才广泛进入公众视野。老年人何以在短视频平台遭遇情感骗局？对此已有不少视角的讨论。譬如长期以来老年人情感需求被有意无意地无视、贬低和污名化，使得老年人的情感处于压抑状态；或者短视频平台对于内容监管的疏失，导致针对老年人的骗局大行其道……

但这些视角还不够。人们缺乏对“老年人-互联网平台”二者关系更本质的思索——老年人在互联网平台上到底是怎样的处境？为什么老年人总能刷到那些针对他们的劣质骗局，年轻网友往往对此一无所知？

最近翻阅了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传播学副教授杰西·林格尔所著的《被互联网辜负的人：互联网的士绅化如何制造了数字不正义》（下文简称《被互联网辜负的人》），获得不小的启迪。上网的老年人看似越来越多，但在互联网绅士化的今天，老年人在互联网中是“失所”的，他们实际上是被“驱逐”的人群，不仅仅是被平台“驱逐”，也被平台更有话语权的年轻用户“驱逐”。老年人在短视频平台遭遇情感骗局，与“驱逐”相关。

互联网士绅化：对弱者的“驱逐”

对于“士绅化”一词，很多人并不陌生，只不过此前人们鲜少将它与互联网联系在一起。《被互联网辜负的人》术语汇编部分对这个词的解释，“士绅化最基本的意思是社区变革的过程。士绅化涉及人和资源的转变，中上阶层的人移居到先前由较贫穷居民居住的社区。其结果通常是原居民的失所，导致越来越同质化的文化和不均衡的商业化。”积极地看，士绅化是一个赋能的过程，消极地看，士绅化是一个“驱逐”的过程。

总之，各种担忧老人上网行为的声音以及应对策略，体现的是很多成年子女一种矛盾的心态。一方面，看到“秀才”“假靳东”骗局后，他们确实担心家中的老年人会被蒙骗，他们得做点什么（来打消对家中老人缺乏陪伴与关爱的愧疚心理）；另一方面，面对老年人的情感困境，年轻人应该多多给家中老人情感慰藉、多多提升老年人的媒介素养与信息素养，但很多年轻人又没有耐心去做（宁愿愧疚，虽然这种愧疚廉价得很）。这时不少人就想到这个简单粗暴的方法：限制老年人的上网时间，让老年人少上网，美其名“保护老人”“为了老人好”，是不是就一了百了了？为了让老年人防沉迷系统显得有理有据，各种夸大老年人网瘾的新闻不时上了热搜。

事实上，限制老年人上网时间等想法，也是互联网士绅化的一种体现——把老年人“驱逐”出互联网。只不过，这一次“驱逐”举动不是来自于互联网平台，而是来自于老年人在网络上的“邻居”。

杰西·林格尔在书中论述了“当科技巨头成为你的邻居”，其后果不仅仅是科技巨头对社区空间环境的改变，也包括科技巨头的员工成为社区居民的“邻居”后，他们会对原居民提出“驱逐”要求。

书中提到了一起2015年发生于旧金山的舆论风波。一个名为贾斯汀·凯勒的软件开发者和创业者，2012年搬到旧金山，3年后，他给旧金山市市长和警察局长写了一封公开信，要求对本地的流浪人口采取措施。在信中，凯勒抱怨道：“每天我上下班的路上，都能看见人躺在人行道上，到处都是帐篷……这座城市正在变成贫民窟。”他拒绝为这座城市出现的问题承担任何责任：“我知道人们对这座城市发生的士绅化感到沮丧，但现实是，人们生活在自由市场的社会里。富裕的有工作的人挣得了居住在这座城市的权利。他们出门闯荡，接受了教育，努力工作，然后挣到了这一切。”

显然，凯勒秉持的是一种“优绩主义”的逻辑：努力工作就能得到回报，一无所有的人一定没有努力工作。这就是跟这些大公司员工当“邻居”的感觉——你落后，一定是你无能，你落后，你就该被驱逐出去。

同理地，年轻的网民们是如何看到他们的老年网民“邻居”的？是不是隐隐也有这样一种优绩主义的思维作祟——老年人沉迷短视频、老年人有网瘾、老年人被骗，一定是老年人上网能力不足导致的，我教老人没耐心，一定是老年人顽固、不听劝，老年人干脆还是少上网吧！——这种想法，就是“驱逐”。

年轻人并非真的无计可施，他们可以做的事情很多。比如“文化反哺”，耐心地帮家里的老人提升媒介素养；或者向互联网平台提出诉求，要求平台改进算法，从而拆除老年人与年轻人群体之间的壁垒，打破彼此的“滤泡”，让老年人与年轻人可以在平台上有更多的交流与联结。很多年轻人或许没有想到这一点，但如果想到了，他们同意平台这么做吗？他们会向平台施压吗？他们能接受自己的抖音或小红书的信息流里多了“老人味”吗？他们愿意去成为一个“好的邻居”，通过“培养关系和解决问题成为当地社区的桥梁”吗？

杰西·林格尔谈到了她提出互联网绅士化理念的动机，“士绅化帮助我们理解不断变化的互联网，辨识出其中的赢家和输家，并展望一个更加公平的数字图景”。短视频平台上针对老年人情感骗局层出不穷，士绅化同样提供了一种不一样的视角，让我们辨识出老年人的“输家”地位，让我们看到他们在互联网中遭遇的“孤立”“驱逐”与“失所”。

杰西·林格尔说，“我的目标是诊断出一系列问题，为活动家、教育者以及普通网络用户阐明可以做什么，从而为网络自由提供更多的保护、更多的空间。”小文亦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