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23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同志诞辰130周年。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拓者，毛泽东同志终其一生，都在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

本文作者梳篦海量史料，还原了毛泽东同志从井冈山到延安这段跌宕的“历史所遮蔽的，生活中却是显明的状态”；以更细微、更感性的视角，展示毛泽东同志在革命成败与个人荣辱的双重磨炼中，勇于自我革命，呈现出浴火重生的成熟的革命者人格和思想，以及一个可爱可亲的领袖形象，读来引人入胜。

观察者网特刊此文，在这个特殊的日子缅怀伟人，寄托思念，传承精神。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朱鸿召

复旦大学望道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研究员

2013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大会上指出：“革命领袖是人不是神……不能因为他们伟大就把他们像神那样顶礼膜拜，不容许提出并纠正他们的失误和错误；也不能因为他们有失误和错误就全盘否定，抹杀他们的历史功绩，陷入虚无主义的泥潭。”[1]

毛泽东思想，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革命实践过程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也是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

它源自长征路上的深刻反省，来自长征前毛泽东深入现实社会，注重调查研究，强调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思想方法和理论品格，形成于延安时期毛泽东对中国革命战争战略问题，以及对抗日持久战等一系列经典著述。其核心要义和活的灵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其人格基础是经历长征，痛彻反省，毛泽东历练成熟，刚柔相济的性格形成。

长征路上的深刻反省

没有长征路上的深刻反省，就没有延安时期中国革命思想理论的发展成熟。这是关于中国革命战争策略的反省，也是关于中国革命道路的反省。参与反省者，涉及中共中央最高领导层对于中国革命战争策略和革命道路持不同意见的两方面人士，即，以博古为代表的坚决执行共产国际路线一派，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坚持探索中国革命自己道路一派。

自1934年10月至1935年10月，中共中央率领中央红军主力部队从江西中央苏区出发，经过一年多的长途跋涉，来到陕北。“长征”名称，是红军主力部队到达陕北后才确定的称谓，当初就是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的军事战略转移，并且是落脚点多次改变的战略转移。

1934年11月27日至12月9日，发生在广西北部湘江地区的湘江战役，虽然突破了国民党军的第四道军事封锁线，粉碎了蒋介石围歼中央红军于湘江以东的企图，但是，中央红军为此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代价。中央红军部队指战员和中央机关人员由长征出发时的8.6万人（含挑夫大约5000人）锐减至3万余人，其中战斗牺牲3.5万余人，被打散失踪离队2万多人。当地老乡多年流传着“三年不饮湘江水，十年不食湘江鱼”的说法。

《农村调查》，1948年1月，东北书店发行，共172页，作者毛泽东。

一年后，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桥儿沟天主教堂改制的中央党校召开。开幕式上，刚从莫斯科回到延安的王稼祥传达《共产国际指示报告》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任季米特洛夫关于中共党内领导问题的意见。共产国际充分肯定了抗战以来“中共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明确指示“在领导机关中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领导机关中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24]。这个指示精神，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党内的领导地位。预备会上关于此次全会由谁做政治报告的争论，就迎刃而解了。

毛泽东在大会所做政治报告中，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替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新阶段，新形势，新任务，必须加强理论学习。“学习理论是胜利的条件。”但是，不能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当作教条，而是当作行动指南，“不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字母，而是学习他们观察问题与解决问题的立场与方法”。所以，“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25]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中国革命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也就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再过两年，1940年1月，毛泽东在延安召开的陕甘宁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作关于“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长篇演讲，整理成文后刊发在《中国文化》创刊号上。不同于工作报告，演讲可以表达个人观点。他明确提出，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的适当的统一起来，决不能主观地公式地应用之。回顾中国革命所走过的坎坷历程，毛泽东意味深长地说：“我们民族的灾难深重极了，唯有科学的态度与负责的精神，能够引导我们民族到解放之路。真理只有一个，而究竟谁是真理，不依靠主观的夸张而依靠客观的实践。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并且，首次提出“科学的态度是‘实事求是’，决不是‘自以为是’与‘好为人师’那样狂妄的态度所能解决问题的”[26]。

在深刻反省与历史总结中，毛泽东逐步完成了对中国革命道路选择的思想理论构建。毛泽东思想是第一代共产党人牢记初心使命，在社会实践面前始终坚持以目标为导向、以问题为导向、以结果为导向，坚定历史自信、文化自信，创造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光辉篇章，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

“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一个追求真理、揭示真理、笃行真理的过程。”[27]沿着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发展道路，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人牢记初心，践行使命，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中，形成了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次历史性飞跃。思想相互贯通，理论体大精深，事业接续前进。

注释：

[1]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京），2013年12月27日。

[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第276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2月版。

[3]秦福铨：《博古和毛泽东——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领袖们》，第122、127、129页。香港：大风出版社，2009年3月版。

[4]毛泽东接见一个外国共产党代表团的谈话记录，1965年8月5日。转引自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893~1949）》，第322~323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8月版。

[5]伍修权：《我的历程（1908~1949）》，第77页。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7月版。

[6]曾志：《谈谈我知道的毛主席》，见《缅怀毛泽东》，上卷第401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7月版。

[7]傅伯翠：《忆红四军第七次代表会议》，见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二编研部编《话说朱德》，第191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6月版。

[8]参见陈晋《读毛泽东札记》，第29页。北京：生活 • 读书 • 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9月版。

[9]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第531页。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7月版。

[10]王行娟：《贺子珍的路》，第193、214页。北京：作家出版社，1991年4月第2版。

[11]参见王增如、李向东编著《丁玲年谱长编》，上卷第124页。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1月版。

[12]参见董必武、李富春等著《二万五千里》（珍藏本），下册第732、730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9月版。此处行程统计数据，是以中央红军军团直属队为标准，按照每天行程精确里数累计而成，其他各支长征队伍行程路径不同，里数也不同。

[13][美]哈里森·索尔兹伯里：《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第376页。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5月版。

[14]毛泽东：《致周世钊》（1920年3月14日），《毛泽东早期文稿（1912.6~1920.11）》，第474页。长沙：湖南出版社，1990年7月版。

[1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893~1949）》，第169、174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8月版。

[16]毛泽东：《反对本本主义》（1930年5月），《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2、3、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12月版。

[17]毛泽东：《序言二》（1941年3月），《农村调查》，第5页。晋察冀新华书店，1947年9月印行。

曾志：《谈谈我知道的毛主席》，见《缅怀毛泽东》，上卷第401、402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7月版。

[18]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1936年12月），《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174页。晋察冀边区出版社，1947年10月版。

[1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逄先知、冯蕙主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第518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12月版。

[20]毛泽东：《实践论》（1937年7月），《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276、284页。晋察冀边区出版社，1947年10月版。

[21]毛泽东：《矛盾论》（1937年8月），《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300页。晋察冀边区出版社，1947年10月版。

[22]毛泽东：《沁园春 • 雪》（1936年2月）。《诗刊》（京），创刊号（1957年1月）。

[23]毛泽东：《序言一》（1937年10月），《农村调查》，第1页。晋察冀新华书店，1947年9月印行。

[24]《国际指示报告》（1938年9月），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文献和研究》（1986年汇编本），第68、7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年2月版。

[25]毛泽东：《论新阶段》（1938年10月）。《解放》周刊（延安），第57期（1938年11月25日）。

[26]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1940年1月）。《中国文化》（延安），创刊号（1940年2月15日）。该文章在《解放》周刊（延安）第98、99期合刊（1940年2月20日）发表时，更名为《新民主主义论》。收入《毛泽东选集》，文字有改动。如“真理只有一个，而究竟谁是真理”，改为“真理只有一个，而究竟谁发现了真理”。见《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655页。晋察冀边区出版社，1947年10月版。

[27]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2022年10月16日），《人民日报》（京），2022年10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