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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发展格局中金融的作用

在新发展格局下，金融能做什么？金融改革和发展的重点在哪里？金融要服务于实体经济，服务于国家重大战略性需求，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的升级换代，这是中国金融的根本任务。

新发展格局中，中国经济的转型必须走科技创新之路。大家知道，从新技术到新产业的转型充满着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或者风险，超越了单个资本和科技专家的承受能力。因此，社会需要创造一种机制，让创业的风险分散开来，并能有效地将新技术孵化成新产业、新产品。这需要创造一系列制度安排，其中金融制度创新特别重要。

我们经常会说硅谷的奇迹。硅谷的奇迹既是技术的奇迹，更是金融的奇迹。离开了金融创新，硅谷难成硅谷；离开了金融创新，新技术成为新产业的难度和风险就会大大增加。基于产业技术特点的不同，不同时代会形成不同的金融模式。金融只有不断创新，才能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

金融创新源自于实体经济的需求。中国现在处在一个变革的时代，金融必须通过改革去推动科技创新，推动产业的升级换代，推动产业技术水平的提升。这样才能整体上提高中国经济的竞争力，才能有利于“卡脖子”问题的缓解。

曾经有人倡议“卡脖子”技术应由政府来投资，采取“新举国体制”。我个人认为，“新举国体制”在这类技术创新领域效率可能会比较低。我们必须重视市场的力量，重视现代金融的作用。对“卡脖子”领域，有效的方法可能是：国家政策引导，充分发挥市场作用。

技术进步和新技术的广泛应用，不一定与国家是否直接投资有关系，而是与机制密切相关。这种机制的重点就是要形成多样性的金融业态。我们必须对中国金融体系进行结构性改革，大力发展资本市场和新资本业态。基于现代金融结构的新资本业态，能够更好地孵化高新技术企业。资本市场具有多样性，通常认知的资本市场，只是证券化资产的交易市场、二级市场，如沪深交易所以及刚刚成立的北交所。这种以交易为主要功能的二级市场，是以上市公司的成长和结构转型为基础的。上市公司的结构转型，标志是高科技企业渐近占主导。上市公司的结构转型又以资本市场前端资本业态的蓬勃发展为前提。资本市场前端的新资本业态，具体形态包括推动创新企业走出死亡谷阶段的天使基金，还包括VC/PE，以及各类并购重组基金，最后才是IPO，进入资本市场进行交易。这就是新资本业态链，这就是金融创新。对传统金融来说，新资本业态就是巨大的创新。如果没有这些金融创新，中国的科技创新以及从新科技到新产业怎么转化？

金融创新要服务于国家战略。与国家战略层面相适应，中国金融改革有三大重点：

第一，金融结构的市场化。这是中国金融面临的最重要的任务。金融结构市场化改革的核心是金融“脱媒”。金融“脱媒”理论是金融专业研究生必须熟知的理论。只有通过“脱媒”理论，才能深刻理解中国金融结构性变革的原因，才能理解金融功能深化理论，才能理解什么是现代金融体系。如果脱媒理论不熟知，对金融功能理论以及金融的结构性变革和现代金融体系，是理解不透的。同学们一定要找有关著作认真读一读金融脱媒理论的由来。金融“脱媒”的结果是（投）融资活动的去中介化，或者说（投）融资活动的市场化。金融“脱媒”过程将推动金融两大功能的根本转型：一是从融资端看，融资活动渐趋市场化。融资的市场化对融资者来说有几个新变化：①融资成本相对低；②可以根据资本结构要求和产业及企业的周期性特征，自由地调整融资方式，以形成合理的资本结构；③具有抗周期性功能，特别可以有效规避政策周期对企业带来的冲击和风险。

二是从资产端看，金融“脱媒”的结果是为社会提供了多元化的资产选择。中国正在向发达国家迈进，居民收入水平在不断地提高。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后有强烈的财富和资产配置要求。消费后的剩余收入必须配置相应的资产。在金融市场不发达的时候，不少人选择的是不动产，所以过去一个时期，房价涨得很快与此有关。一个时期，房地产价格的快速上涨，一方面反映了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城市化在加速，另一方面也映射出中国金融市场的不发达，可供配置的金融资产太少。所以，中国金融必须进行以“脱媒”为基础的结构性改革，目的是要给社会提供多样化的、可以自由组合的且具有相应流动性的资产。

现代市场经济有两个重要特征：一是，消费者对消费品的自由选择权受到充分尊重和保护，不受到任何制度性因素的约束。有了人民币就可以购买除法律规定以外的任何消费品，任何主体不能对此进行限制，这是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二是，投资者对投资品的自由选择权，这都是衡量现代市场经济的重要标志，我们在这个方面相对不足，投资者对资产投资的选择权受到了某种程度上的约束。所以，我们还不是发达市场经济。为此，必须加快金融改革和创新，保障投资者对多样化金融资产的选择权。金融“脱媒”分别从融资端和资产端，大幅度提升了金融的功能和效率，推动了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的调整。有些人不适应金融“脱媒”所带来的金融市场化，认为过度市场化必然带来风险，市场越大，风险越大。实际上，市场越大，风险越小，因为它提供了有效的资产组合，资产组合是风险规避最重要的机制。以为没有市场，没有证券化资产的金融体系就没有风险，这是一种落后的风险观。实际上，这种金融结构下的风险是在不断累积，潜在风险越来越大。

第二，金融业态的科技化。传统金融的服务是有限的，不可能实现金融服务的普惠性。为什么传统金融难以实现普惠性，是因为传统金融对其长尾客户的信用难以甄别。传统金融有其成熟的信用甄别手段和标准，但是这些手段和标准对小客户、小微企业的信用，是无法甄别的。信用是金融的生命线，风险是信用的函数。有什么样的信用，就有什么样的风险。风险是资产定价的基础。为了扩大金融服务面，就必须拓展长尾客户的信用甄别能力。传统金融的信用甄别机制之所以解决不了这些问题，是因为传统金融信用甄别标准很物理化，比如收入水平、资产负债表、资产规模、社会影响力、家庭背景等，这些都是有形的，有些长尾客户可能满足不了这些标准，可是他们应当获得与其信用相匹配的金融服务，这就需要通过新技术的引入才能解决这些长尾客户的信用甄别问题。所以，金融科技的进步，核心是提升传统金融的信用甄别能力，以提升金融的功能，扩大金融服务的普惠性。

普惠性金融的核心是所有社会成员，无论是贫富差距，无论企业大小，都能够获得相应的金融服务。获得相应的金融服务不是口号，金融企业也是企业，无论是金融机构还是市场，不能在不了解其信用能力状态下就提供贷款服务，在不清楚其信息条件下就发行股票，这是不可以的。金融必须把风险内置其中。怎么解决信用甄别问题？只有通过科技手段，这里大数据非常重要。通过大数据可以判别你是否具有履约能力。有专家告诉我，他们正在创新一种技术，把人脸识别做成大数据样本，将眼神、轮廓、微笑的表情以及讲话的声音等要素综合在一起，可以有效识别这个人有没有信用。他说这个实验是有效的，有效率在99%。科技与金融的结合，的确会引发金融革命。

第三，金融活动的国际化。国际化，是中国金融改革和发展的重要牵引。中国金融现在没有完全实现国际化，只是局部的对外开放，有几个对外开放的窗口和管道。中国金融国际化有两个目标或标志：一是人民币的国际化；二是金融市场、资本市场的对外开放，目标是构建全球新的国际金融中心。

人民币国际化的起点是，人民币可自由交易的改革。我们在这方面探索了20多年。2015年“8.11”汇改，是一次重大改革，已经过去六年了，现在似乎还在原地踏步。关于“8.11”汇改，需要作全面深入地研究。但它给我的一个深刻启示，就是要让社会对人民币有信用，对中国经济有信用，对中国的法制有信心。我们必须大力推进中国的法制建设，要让人们对中国的未来充满信心。

日元在国际化的时候，日本人以及日本的企业并没出现大量抛售日元换取美元的现象。现在，日元与美元汇率处在相对稳定阶段。让所有的人有信心、有预期非常重要。对中国金融而言，开放是一个必须完成的任务。

中国金融市场的国际化，是我多年来的目标。我在2001年写了一本书，在这本书的序言中，我写道，把中国资本市场建设成新的国际金融中心，亦即人民币计价资产的交易中心，全球重要的财富管理中心之一，是我一生的梦想。要实现这个梦想，人民币必须国际化。人民币国际化和金融市场的开放，需要一系列配套改革。经济要有竞争力，要不断创新。更重要的是，法制要有根本性进步，社会要有良好的契约精神，市场要有足够的透明度，要爱护人民币的长期信用。如果有一天，外国投资者在中国市场占比达到15%，人民币实现了完全可自由交易，可以说实现中国资本市场成为全球新的国际金融中心的目标就不远了。到那个时候，中国社会应该说已经实现了现代化。我曾经在澳门金融论坛上有一个演讲，提出中国金融的国际化过程也是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过程。中国金融实现了国际化，中国社会也就实现了现代化。在座的各位，你们有责任将中国金融开放向前推进，到2035年希望我们都能看到这个伟大目标的实现。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