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马叙生

1950年入中国人民大学外交班学习；1957年毕业于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西方系；1958年后，历任外交部办公厅副科长、苏联东欧司处长、驻罗马尼亚大使馆一等秘书、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副司长、驻苏联大使馆参赞、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司长、驻民主德国大使；1988年1 月，改任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1991年5月，回国任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常务副会长；1997 年，离职休养；1999年，被聘为《世界知识》编委；2002年7月30日，病逝于北京。

在中越边界打反击战时，苏联当局组织人到我使馆门前游行，扔墨水瓶，砸玻璃，推倒宣传橱窗。大使派我（时任参赞）去苏外交部提抗议。

交涉中，苏方司长振振有辞，说：“同几年前（文革期间）中国人对苏联驻华使馆的所作所为相比，只不过是小巫见大巫，你们还提什么抗议！”

如果当时就事论事地同他辩论，就会陷于被动，因此我避开其锋芒，只说了一句：“我明白了，原来你们是在进行报复。”听了我的话，对方立即缓和下来，解释说不要误解他的话，苏联不会做那样的事情。

使节和驻在国打交道时，一般不宜施加压力，但遇到事关我重大利益的问题时，也要敢于采取硬招（一般要请示国内同意）。

一次，在萨格勒布博览会上参展的台商搞“两个中国”的小动作，使馆向南斯拉夫政府和博览会当局几次交涉均未奏效。

在开幕前夕，我馆向南方表示将采取决定性措施（暗示撤展），并做撤展的动作。最后时刻，东道主才不得不按我方要求，从台商展台上取下伪旗等有“两个中国”含义的标志。事后，台商对我同志说：“你们的大使真厉害。”

大使馆有一些对外工作手段，例如发照会、致函、发新闻公报、办交涉、宴请等，我们可以根据不同情况发挥这些手段的作用。

有一次，我们从印度报刊了解到达赖将应邀访问萨格勒布大学。我费了相当周折找到该大学校长进行交涉（政府不管），做说服工作，在最后时刻终于把达赖挡在南斯拉夫的国门之外。

南斯拉夫的两家刊物刊登歪曲西藏问题的文章。使馆以新闻专员名义致函两刊进行批驳和说明真相。两刊均原函照登，起到以正视听的作用，其中一家还托人带信给我，表示该报以后不会再出现这种错误。

为推动驻在国与我关系的发展，有时可同驻在国合作，做我国内有关部门的工作，当然前提是要对我们有利。

我在民德工作时，使馆曾致力于争取建立北京-柏林航线，但我们的民航部门不积极，我们便推动德方组团访问北京，并帮助他们制定了详细的谈判方案和措辞，结果双方终于达成协议。

外交调研：信息和时间的优势

对外打交道虽然重要，但在使馆的外交业务工作日程上一般占的时间不多，占时间最多的是情况调研。作为国内的耳目，向国内报告驻在国及其周围发生的重要事件和动向是使馆的经常性工作。情况调研的情报性很强，其基本要素是及时和准确，缺少其中之一，情报就成了废品。

信息的来源是调研工作的基础。报刊、广播、电视都是重要渠道，要有专人负责，但这不是使馆独有的优势，使馆的优势是活的信息来源，即交朋友。来源多多益善，因此要广交朋友；来源越可靠越好，因此要深交朋友。

交友的对象主要是驻在国人士，特别是高层次人士，最好能保持几个比较稳定的信息来源。与驻在国人士来往要注意不授人以柄，要光明正大地交朋友。在使团中也要有选择性地交友，建立深谈问题的关系。调研的视野要宽些，不限于驻在国。

特别是在全球化的时代，所有当代的重大问题都具有全局性，如果没有能力或条件搞全局性调研，起码也要追踪研究地区性的问题。

搞调研要充分发挥使馆研究室的作用，系统地追踪媒体只能依靠他们，但是，为了保证调研成品的质量，大使必须亲自动手，出题目、出思想、主持讨论、修改稿子，针对重要的问题还要自己动手写调研报告。

总之，随着信息技术和网络等高科技的迅速发展和全球化过程的加快，世界上各行各业都不能完全按老一套的方式行事，外交工作当然也不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