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8日，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应勇向十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作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其中关于反腐工作的内容受到广泛关注。

报告显示，2023年检察机关积极参与行业性、系统性腐败治理，分别起诉金融、医疗领域职务犯罪348人和580人；指导湖北检察机关办理足球领域系列腐败案，已起诉中国足协原主席陈戌源等15人。落实受贿行贿一起查，起诉行贿犯罪2593人，同比上升18.9%。

央行原副行长范一飞案中存在大量隐形的、变异的、新型的腐败问题。截图来源：专题片《持续发力 纵深推进》

检察机关高度重视此类案件的办理，积极参与新型、隐性腐败问题重点整治，充分发挥检察职能作用，助力精准有效打击各类腐败犯罪。

一是坚持依法严惩新型、隐性腐败犯罪。对采用交易手段实施的新型犯罪和手段隐蔽的隐性犯罪，持续加大打击惩处力度，指导各地检察机关依法办理好涉及预期收益、利用金融市场规则及金融衍生品实施的犯罪案件，准确区分正常交易和违法犯罪行为，有效应对腐败手段翻新升级。

二是加强新型职务犯罪特点规律分析。注重对新型、隐性腐败犯罪手段的甄别，揭示行为违法性特征；善于通过自行补充侦查以及借助专业力量，挖掘交易行为违法犯罪本质；加大对财产性利益和预期收益认定、金融创新与金融腐败区分、虚拟货币财产属性认定等法律适用问题的研究。

三是推动统一证据审查和法律适用标准。增强对复杂证据的专业审查能力，强化审查把关，确保案件质效。准确把握新型犯罪与传统犯罪的核心区别，依法认定罪名和犯罪数额。

四是抓好金融领域职务犯罪指导性案例落实。最高检于2023年7月以惩治金融领域新型职务犯罪为主题发布第四十七批指导性案例，总结提出办案规则，为精准惩治新型、隐性职务犯罪提供指引。

知事：对“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的问题，有什么观察和建议？

彭新林：当前，我国反腐败斗争取得了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但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实践中一些腐败行为变得更加隐蔽、复杂，腐败手法也是隐形变异、翻新升级。比如，出现了披上“合法”外衣型腐败、“借鸡生蛋”型腐败、“影子股东”型腐败、代理人型腐败、高利转贷型腐败、委托理财型腐败、期权型腐败、“逃逸式”辞职型腐败、政商“旋转门”型腐败、收受虚拟货币型腐败等新型腐败形式，并呈高发多发态势，成为新时代反腐败斗争面临的重要课题。

不同于传统腐败和显性腐败，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具有腐败行为间接化、腐败主体圈子化、利益实现方式隐蔽化、风腐交织一体化、危害潜伏期长期化等新的特性，使得其被发现和查处的难度更大，危害性更深。但无论以何种形式或者穿何种“马甲”出现，都难掩其以权谋私、利益输送的本质。为此，我们要充分认识新时代惩治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的重要意义，将其摆在反腐败斗争中更加突出的位置。

我认为，要结合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的表现形式、规律特点和演变趋势，有针对性地制定治理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的方略与措施。

一是聚焦工程建设、项目审批、资源交易等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高发多发的重点领域，全面梳理排查廉政风险点，精准制定廉政风险防控措施。

二是将正风肃纪反腐与深化改革、完善制度结合起来，深化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消除体制机制的障碍和弊端，堵塞制度漏洞，不留权力寻租的“暗门”和“天窗”。

三是健全完善惩治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的法律法规体系。

四是要重视科技手段、大数据技术在反腐实践中的运用，提升反腐的科学化和技术化水平，增强发现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问题线索的能力。

五是结合新型腐败、隐性腐败典型案例，开展警示教育，深化以案明纪、以案说法、以案为鉴，筑牢党员干部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

知事：对于一些重点领域的反腐工作，检察机关在2024年将有哪些部署和举措？

张希靖：检察机关将认真落实党中央反腐败工作重点部署，积极参与金融、国企、能源、医药、基建工程等重点领域和行业腐败问题整治，主动对接有关部门，协同履职，形成合力。针对办案发现的普遍性问题，指导及时制发检察建议，加强以案释法和警示教育，促进腐败问题标本兼治。

例如对于金融领域反腐治理，检察机关将按照党中央关于维护国家金融安全的总体要求，充分发挥检察职能，一体推进落实惩治金融腐败和防控金融风险。一是积极参与金融领域腐败问题重点整治。二是加大同步审查金融领域洗钱等衍生犯罪力度。三是探索推动数字职务犯罪检察建设。四是加强诉源治理，做好案件办理“后半篇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