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中国科学报》记者 李晨阳

即便在顶尖名校，在著名科学家的实验室里，用当时最先进的仪器取得了成果，发表在领域最具影响力的期刊上，也可能需要经过10年甚至更加漫长的时间，才能得到其他人的认可。

卢庆彬第一次成为“少数派”，是在1999年。

那年他34岁，在被誉为“公立常春藤大学”的美国新泽西州立罗格斯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他在物理学顶级期刊PhysicalReview Letters（PRL）和化学物理学期刊Journalof Chemical Physics（JCP）上各发表了一篇论文，然而当时，这两篇论文给他招致的质疑，远远多过为他赢得的赞誉——假如真有赞誉的话。

起初，美国、法国、德国的科研同行都无法复现他的成果。2000年初他离开新泽西后，导师又雇佣了两名俄罗斯博士后重复这项工作，得到了同样的实验结果，并于2004年发表在JCP上。但这仍然无法平息众议：为什么只有你们一家实验室做得出来？

来自同行的压力，像笼罩在实验室上方的一抹阴霾。最扎心的一幕发生在2006年，导师和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一个知名团队合作，又在JCP上发表了一篇论文，宣告否定了卢庆彬的发现。

那时没人意识到，罗格斯大学有一台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设备，也因此观测到了他人无从得见的现象。

NSERC给卢庆彬的评审报告书

每当感到孤独和不被支持的时候，卢庆彬总会想起那些默默信任着自己的人们。

卢庆彬的父亲是一个基层干部，虽说不是什么大人物，却终生怀抱某种理想主义。他盼望着儿子能为这个世界做出一份贡献。

2001年8月2日下午5点，美国物理学会发布了“宇宙射线烧毁臭氧层”的相关新闻，当天晚上，他父亲便病逝了。卢庆彬始终不知道父亲有没有看到这条新闻。但他隐隐觉得，父亲在很糟糕的身体状态下坚持了两年，或许就是在等待那一刻。

另一位让他难以忘怀的人，是在福州大学读硕士时的导师高怀蓉。导师去世后的某一年，卢庆彬回国时拜访了她的故居。跟随导师的女儿，走进导师生前的卧室，他看到了永生难忘的一幕。

高老师曾伏案工作的书桌上，铺着一块透明玻璃板，洁净的玻璃下单独压着一张小小的纸条，用娟秀的手书写着“卢庆彬”三个字。

她一直相信这个学生能做出一番事业，一直带着这份期待，直到离开这个世界。

想到这里，卢庆彬泪流满面。

也许在任何一个领域做“少数派”都不会容易。但好在总有一些东西，支撑着“少数派”们走到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