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中，x为突发公共事件，t为传播时间，k为传播级数，M为整个事件传播的价值总和，即我们所讲的信息传播的全部增殖效应。美国报人利昂·纳尔逊·弗林特早在1925年出版的《报纸的良知》中就提出报纸的影响力取决于两个变量：“一个是力量的源泉——报纸本身，一个是它的对象、接受者，即读者。影响力的本质、量和方向都是由接受方决定的。”这应当说是对新闻价值矢量性特点最简约的阐释。

2008年8月，我曾到美国杜克大学访问，与美国著名政治传播学家、杜克大学帕雷兹教授就媒体的影响力，包括媒体与政府关系进行过深入讨论。我专门向南京大学出版社推荐将帕雷兹教授的名著《美国政治中的媒体》翻译出版。帕雷兹对我说：“现在在美国，媒体与政府互为宠物。”他列举了几位美国总统与媒体博弈交锋的故事作为“互为宠物”的事实依据。媒体把政府看作“膝上的狗”，是因为政府需要通过媒体宣传、制造新闻，引导和消费受众。媒体也是政府和政客膝上的宠物，他们被玩于股掌之上，充当政客们的代言人。今天，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政治家大都成了媒体的宠儿和公众舆论平台上的演员，他们通过议程设置实现政治目的。新闻已成了为政治家和利益集团量身定做的嫁衣。媒体的报道就像超市里的商品，但这些商品都贴上了政府和政治家的标签。

2.传播与经济

改革开放使中国发生了一次全国范围内的传媒价值转向，并以此形成了传媒推动经济发展、传媒与经济融为一体的发展态势。

传媒与经济包含两方面内容，一是传媒产业本身，二是传媒与社会经济活动的关联。关于前者，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传媒改革主要循着两条路线不断推进：一是在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推动下被动进入市场，市场经济把媒体生存交给了它的消费者——受众，以往作为消费客体的受众转变为消费主体，而作为传播主体的媒体则成了客体，这种角色互换对媒体发展来说是巨大的挑战。二是媒体主动适应市场自觉改革运营模式，从被动到主动，呈现市场驱动与内核变革交互发展的态势。但中国媒体面对的不是一个健全的市场经济体制，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这对矛盾始终制约和影响着媒体的生存与发展。我国媒体的行业属性决定了“党管媒体”不能变，因此经常会在机制与体制方面出现一些不协调的问题，媒体改革与可持续发展的路还很长。

好的时候中国传媒产业总产值大约占全国GDP的3%。《2023年中国传媒产业发展报告》显示，受大环境影响，2022年中国传媒产业总产值有所下降。媒体经济方兴未艾，传媒在传播信息、搭建平台、净化市场等方面的角色不可替代，发挥着重要作用。

3.传播与文化

传播与文化有着与生俱来的伴生性。雷蒙·威廉斯认为，文化是“交流的全部方式……生活的全部方式，大众文化与高雅艺术在此处交汇，权利与知识在此处邂逅……文化进程在此处先于社会变化”，笔者深以为然。麦奎尔曾总结了传播研究对“文化”的三种常见理解：一个过程；一种共享的特征；文本与符号产品。从“一种共享的文本与符号产品”到“一个过程”，是高度情境化的人文传播过程。媒介文化是引领社会的大众文化。

利昂·纳尔逊·弗林特引用美国演说家亨利·沃德·比切的一段话来说明报纸的重要性：“你曾停下来设想过上百万人没有文学、没有学校、没有布道台，而只有报纸的情形吗?10个人里没有一个会看书，但我们每一个人，除了那些极端贫穷无助的人，每天都用报纸来塞满自己的头脑。它是我们的父母、学校、大学、剧院、布道台、榜样、顾问(所有这些角色)全都集于一身。我们身上的每一滴血都受它的影响。”100多年过去了，报纸已被众多融媒体和手机客户端替代。对媒体而言，利益驱动下的生存压力成为世界范围内的行业课题。今天，我们都生活在一个被建构的“拟态环境”里，这是在“使用与满足”意义下的社会写照。不管你承认与否，过去那种追求事实第一性、传播第二性，致力于职业新闻理想和由主流媒体主宰社会公共舆论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杰克·富勒感慨地说，无论小说家还是新闻记者，都与真实性准则相去甚远，“他不再首先呈现一个事实，因此它必须提供某种比事实更重要的东西。它所提供的这东西便是写作的风格与质量。人们接触文字新闻越来越多地是为了阅读的快感，而不是像过去那样仅仅获取事实”。他们不再将传播媒介信息作为自己的初心，而是把创造效益作为第一价值诉求，并以此判断和决定自己的传播目的与行为。

进入21世纪以来，特别是网络新媒体出现后，媒介传播中的新闻文学化与文学新闻化倾向得到关注，平台为传播与文学的交互提供了广阔天地。文学的新闻化主要以现实主义为由头，基于事件化倾向，借助新体验小说、新新闻小说、新都市小说、新现实主义、底层写作等做一些笔端功夫的仿真“现实”进行传播，彰显了新闻与文学同宗同源的近缘性，也显示了它们一致的价值诉求，即都希望取悦受众和读者。文学是人学，新闻是事学，社会因人与事而复杂和精彩。新闻文学化倾向与文学新闻化倾向，从根本上反映了文学的人文缺失和新闻的责任缺失，而这种缺失终于使他们走到了一起。不管是新闻还是文学，真正传世的作品都是读懂了时代的，深深镌刻着时代的烙印。巴赫金说过：“文学作品要打破自己时代的界限而生活到世世代代之中。即生活在长远时间里，而且往往是（伟大的作品则永远是）比在自己当代更活跃更充实。”这样一些作品，不仅是为当代而写，也为未来而写，知往鉴今。

改革开放以来，立足国情建设中国传播学课程体系、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的问题日显突出。中国传播学的发展有赖于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历史积淀和现实国情，既有他山之石的借鉴，又有本土文化传统的传承；既有媒介技术的支持，又有社会转型复杂矛盾的推动。应当看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中国媒介传播提供了三方面的资源支持：一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极大地丰富了媒体传播的生态环境，二是经济资源分配促使信息资源相对集中，三是网络融媒体拓展了更大的时空区域和拟态环境。机遇与挑战并存，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群体传播是互联网融媒体传播的最本质属性，多元传播主体使社会各类组织、政府部门被置于同一个情境框架之中，构成了一个媒体、传者、受者为一体的现代信息社会。这种人与传播的类行为，已经成为当下传播学关注的实践重点和理论热点。

马克思有一段非常著名的论述，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传播与人类活动的意蕴价值，权作这篇文章的结尾。“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马克思告诉我们，不能离开人的社会实践去探讨真理性与非真理性问题。同样，在讨论人与传播的问题时，也不能离开媒介传播的社会实践，舍本取末，空泛而谈。传播价值的集约化和最大化，是人与传播主客体间意义诉求的高度契合。在这里，“此岸性”就是人与传播的全部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