诊室里，李婷妈妈撸起了女儿的袖子，露出两只手臂上的十几道刀痕，深浅不一。就诊前一天，李婷差点儿从15楼跃下，一家人都吓坏了。

李婷刚满12岁，面容俊秀，脖子上戴着一根红色项链。正是爱美年纪的她，很在意自己的形象。问诊期间，李婷半低着头，一言未发，却不时踩下妈妈的脚。家人希望医生尽快安排她住院。

齐军慧是北京安定医院儿童青少年精神科主治医师，这不是她第一次见到李婷了。一周前，妈妈第一次带她到这里，讲述女儿从去年6月开始一直待在家里，情绪不好时，会摔砸东西、与家人吵架，甚至自残。

“抑郁状态”，这是齐军慧给李婷的初步诊断。上次，她已经建议李婷住院，但妈妈没同意。这次，李婷想跳楼的想法，让她改变了主意。

齐军慧当即联系同事给婷婷排上了住院号，需要等多久，她也说不好。安定医院儿科普通病房有80多张床位，常年是满床状态，近半住院者是不同程度抑郁情绪的10~16岁孩子。

2021年5月，第一个有关中国儿童青少年精神障碍患病率的流调报告发表在《儿童心理学与精神病学》杂志上。这次流调从2012年底启动，选取了北京、辽宁、江苏、湖南、四川五个省（市）的约74000名儿童青少年作为样本。

调研结果显示，在6~16岁在校学生中，儿童青少年的精神障碍总患病率为17.5％，其中，抑郁障碍占3.2％、焦虑障碍占4.7％。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儿童精神医学首席专家、主任医生郑毅牵头进行了这次流调。“以中国在校生数量推算，这个数字已经非常庞大，而且当时我们做流调时选取的对象是在校学生，还没有覆盖那些因为各种原因上不了学的孩子，如果算上他们，患病率会更高。”郑毅说。

在他看来，儿童心理健康问题已经成为了一个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而这不是靠医生就能解决的，它需要家、校、医、社会融合发力。

青少年：

“脑子里只有难过的感觉”

在李婷准备住院时，陈蕊已在这里住了18天。

她坐在游廊的椅子上说，她想治病，但又不太想治好，严格来说，是不太敢治好。“我患病大部分是由于家庭原因。”她说。

齐军慧在和同事讨论治疗方案（央广网发 张胜坡/摄）

在郑毅看来，与很多疾病一样，早筛早治是防治关键，儿童精神类疾病也不例外。其中，医教协同理应是防治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环。

这从历年来国家制定的多项政策法规就能体现出来。比如，2019年12部门联合印发《健康中国行动——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行动方案（2019—2022年）》提出，到2022年底，要基本建成有利于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的社会环境，形成学校、社区、家庭、媒体、医疗卫生机构等联动的心理健康服务模式；2021年6月修订实施的未成年人保护法明确规定：教育行政部门应当加强未成年人的心理健康教育，建立未成年人心理问题的早期发现和及时干预机制；2023年，教育部等十七部门联合印发《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生心理健康工作专项行动计划（2023—2025年）》提出的工作目标是“健康教育、监测预警、咨询服务、干预处置“四位一体”的学生心理健康工作体系更加健全，学校、家庭、社会和相关部门协同联动的学生心理健康工作格局更加完善。

让医院、学校、家庭、社会共同参与到儿童青少年抑郁防治过程中，也是郑毅一直以来的观点。在一次亚洲教育论坛上，他曾指出完善“心理健康服务体系”的必要性，让学校心理服务平台、社区心理服务平台、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成长辅导中心、社会化心理健康服务机构以及儿童专科医院共同参与，协同支持，构建强大的保障网络。

“实际上，医院能起到很好的穿针引线作用。”郑毅说。

郑毅坦言，以前，精神科医生很不受学校欢迎，这几年，随着一些国家政策的发布，学校对精神科医生的态度有所改观，甚至有学校请精神科专家去做兼职副校长，但现在的问题是，学校对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的认知还是流于简单化。

“文件是下发了，学校不得不重视。但有些校领导没有从内心真正接受精神科医生，往往是表面很尊重，但对精神疾病本身的歧视、恐惧，还是根深蒂固，没有具体的深度合作意愿和方式。”他说。

一位儿童精神科医生表示，从公共卫生视角，他们想做很多事情，但往往想做的越多，挫败感就越多。“我们想做一些早期筛查，把那些高危孩子筛出来，做提前干预，从而减少疾病的发生和发展，但学校不愿跟我们合作，所谓的联动完全谈不起来。从政策上来看是非常重视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工作了，但具体执行层面存在很多困难。比如，多部门协作时，谁听谁的，谁去统筹呢？”

在他看来，很少学校校长愿意让医生筛出自己的学生有多大比例的抑郁情绪和精神障碍，他们觉得自己知道了数据也解决不了问题。真出现什么意外事件，还可以说自己不知道，如果筛出来再出现意外，性质就不一样了。

“真筛出来，又由谁去告诉家长？后续干预怎么做？怎么说孩子处在高危状态，需要关注？那肯定得医生承担最后的解释责任。我国自古以来就有‘医不叩门’的传统，医生怎么能主动找人家说‘你孩子有病’！”这位医生说。

郑毅表示，医教合作应该是整体上的合作，职能部门的责权应该如何划分、如何调动医生的积极性，以及在早筛过程中发现问题后该如何帮助孩子，这些都应该在制度层面有所保障。“这样才能有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机制，而不是现在少数医生靠私人关系、个人兴趣推动工作。”郑毅说。

（文中李婷、陈蕊、张叶、赵悦、徐涛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