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李厚辰

近日中金一位年轻的女性金融工作者疑似轻生，为经济动荡中劳动者的飘摇生活再添一个注脚。这次事件能在网上取得大面积的同情和理解并不容易，因为事主并非普通劳动者，而是金融业的金领，在上海购置千万宅邸。

这位女士的遭遇，只是从2023年下半年开始金融业限薪令的一个缩影，一方面是首次公开募股（IPO）速度与规模下降，另一方面是商业银行净息差下降。再叠加行政权力的强势介入，多家券商、投行、银行都开启降薪。

以涉事的中金为例，最近就爆出人均月薪下降39%（东方财富Choice数据），到2024年一季度人均月薪降至3.5万元。但这个数额，在微博热搜依然引发很多不满，觉得3.5万元还是太高。

对金融业高薪的批评其来有自，2011年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就可以看作对金融家和“食利阶级”本身的反对，抗议他们领着高薪，却用自己的贪婪带来金融系统的危机，甚至在2008金融危机后全身而退。以个位数的百分比人口占有接近全部的社会财富，是社会不公的表现。

而在我国，则一直存在实体经济与金融的某种矛盾，实体经济被认为创造真正的价值，而金融业不过是把钱到处搬运，好像没有任何“创造”，不像科学家进行技术创新，也不像实业家提供真实的商品。在舆论中总有一种很“虚”的感觉。

所以这个事件，我们也可以一起来探索这个问题：金融业为何高薪，以及我们该如何看待这种“不公平”的情况。

《大空头》

在我看来，市民的怨气与其说与金融业薪资高有关，不如说与对处境的不满有关。如果大多数人对自己的生活相对舒适满意，恐怕也不介意这个社会上有部分更幸运的人，毕竟社会上还有很多彩票中奖的人。我们不该追求一个平均主义的社会，更不必对好运者抱有恨意，毕竟我们生活有什么问题，并不是好运气的人导致的。

从社会分配正义的视角，如果行政强力干预一次分配，恐怕会扭曲市场运转和正常的激励措施。在市场下行周期，叠加全行业的肃杀与激励不足，会进一步拖累资本回报率的水平，让钱的价格和企业价格都更难形成合理区间，对经济复苏只会有更坏的影响。

鉴于我国金融业增加值占GDP的8%，超过美国的7.3%（大公网数据），对于非常依靠投资拉动经济的模式，金融业降薪可能并不是稳健的方案。

如果真的要优化社会分配，何不加强二次分配，例如提高高收入者的个人所得税、豪宅的房地产税税率、奢侈品消费税等，并将此资金用于社保医保等领域，都可以一定程度上减小高收入者与中低收入者之间的差异。

社会自主进行一次分配，政府负责进行二次分配，是不是才是更合理的方式呢？毕竟一次蛋糕分配的刀子，今天可以切在此处，明天就可以切在彼处，我们没有人是真正安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