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尼舍林的报丧女妖》

项飙：这个太有意思了，在中国传统里有这种做法吗？

王小伟：我的阅读非常有限，但似乎前现代的东西多少都保留一些神圣性、超越性，不可言说的神秘性。比方说“道”这个概念就保持着一种不可说性，因此具有诗性。

它没有办法通过说明文来澄清，只能通过诵读来体会。回到日常生活，我有个感受，似乎八九十年代中国的大学里面人们都爱谈论诗歌，演奏民谣。

今天的大学里你几乎看不见诗歌，每个人都在想着发论文。现在诗歌丧失了召集的能力。诗歌就是一种邀请性和指引性的语言，诗歌天然地拒绝清晰。

项飙：学生不写诗歌了，都在想考研这件事，在一个层面上我们可能认为ta们被工具理性占据了。但ta心里是不高兴的，是觉得压抑的，所以ta的自觉意识是有的。我们去观察这个意识，从一个启蒙理性的角度来看，这个意识活动是非理性的，所以ta没有完全被工具理性所征服。

年轻人感到的其实是生活不可测，有极大的不确定性。技术没有给ta们带来确定性。ta觉得自己的一切都是很不可测，个人处于一种不但非理性而且不合理（irrational and unreasonable）的境遇中。

这种非理性指的是从制度设计角度上是不合乎逻辑、没有效率的（irrational），比如内卷；不合理是指在伦理上是无理由的（unreasonable）。

从我们的角度来看，大家感到的不确定性就与政治经济学相关，不仅仅是因为技术造成的。它是一个社会结构造成的问题，是可以言说且必须言说的，不言说就走不出困境。

生活不可预测，如何能在不可预测的生活之流里面来做总体性分析呢？这个时候，每一刻又需要清晰语言，否则的话，难道遇到问题我们就去写一首诗吗？当然那也可能是一种办法，但我们的进路还是非常理性主义的进路。

王小伟：所以您对海德格尔式讲的回归艺术，或者我提到的回归日常这套解决方案并不完全满意。

项飙：当有人把枪拿出来的时候，你该怎么回应？在黑森林里面行走，在林中枯坐是不能回答枪口下的逼问的。你要有一种古典意义上的理性，加之再回到人本主义，这个人本主义就是早期马克思人本主义，这样或许才能解决问题。

王小伟：项老师，我隐约看到了一种世界图景的根本差异。在理性和感性之间，我们似乎有不同的偏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