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潘禺】

“试想一下，假如有300万辆中国汽车行驶在美国道路上，而北京可以让它们同时熄火。”

很显然，美国商务部部长雷蒙多和她的同僚们对她讲的这个国际笑话是认真对待的——日前，美国商务部已经宣布，将禁止智能联网和自动驾驶汽车使用中国软硬件。美国的这一举动，在黎巴嫩传呼机爆炸事件才刚过去的当下，不免让人有更多“做贼心虚”的玩味和联想。

在中国，雷蒙多与笑话是有缘分的，因为首次访华期间恰逢华为Mate 60上市，而被大家戏称为华为代言人。玩笑归玩笑，作为美国出口管制执法的领导者，雷蒙多其实是一个挺务实的美国官僚，并不是懂王那样口出狂言、爱走极端的笑话体质。

雷蒙多被《华盛顿邮报》描述为“温和的技术官僚”，她经常被描述为党内的中间派。近年来，她的很多工作都放在了振兴美国国内制造业，提高美国的“新质生产力”上，到处奔走，操碎了心，其中又以芯片为核心。

雷蒙多为美国芯片产业四处奔走

从制造到研发

为了美国的芯片制造，雷蒙多女士操碎了心，这里再多说几句。去年2月，雷蒙多在乔治城大学外交学院演讲时，曾经算过帐，这解释了她的焦虑心情。1990年，美国占全球芯片制造能力的37%，如今这一数字仅为12%。美国曾经制造了世界上几乎所有最先进的半导体，现在是零，仅台湾就生产了全球92%的尖端芯片。过去20年，美国失去了三分之一的半导体制造工作岗位，而全球半导体行业的规模却扩大了两倍多。而在过去两年中，中国在某些成熟芯片上占据了全球80%以上的新产能，并且其市场份额正在增长。

讲了那么多芯片制造，雷蒙多对研发也高度重视，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今年2月，在国家半导体技术中心（NSTC），雷蒙多指出，美国商务部的CHIPS for America资助计划，还投资了110亿美元的资金，专注于芯片研发。她解释说，如果只专注于制造业，CHIPS for America计划的成功将是短暂的。雷蒙多之前说过，390亿美元的激励措施将把半导体制造业带回美国，而强大的研发生态系统将使其留在这里。

国家半导体技术中心是一个雄心勃勃的公私合作机构，这110亿美元，主要就是投在这里。这个机构试图将政府、行业、客户、供应商、教育机构、企业家和投资者聚集在一起，互相联系，来创新和解决问题。

雷蒙多在全国各地宣布CHIPS for America的进展，去年12月，她跑到新罕布什尔州的贝宜陆上和武器系统公司，宣布提供高达3500万美元的联邦激励，支持其微电子中心的现代化，“将包括F-35战斗机在内的关键国防项目所需的芯片产量提高四倍”。

这是一家因对台军售方面劣迹斑斑被中国制裁的公司。美国打击中国高科技企业的时候，理由往往是这么几张牌，说你补贴，不公平竞争，说你可能危害网络安全，说你用于军事用途，可能危害国家安全。制定实体清单的BIS就是美国商务部管的，但作为美国商务部部长的雷蒙多，她的一言一行基本是把美国对中国的那些指控，在美国自己这里落到实处。

根植于美国历史的方法

最后，值得做一点总结。

美国人对科技竞争是有一种豪迈的，用雷蒙多的话说：“从灯泡到激光，从半导体到超级计算机，美国一直是一个发明、创业和创新的国家。”

在与布林肯合写的发表于《金融时报》的文章中，雷蒙多引用了亚伯拉罕·林肯的一番话：“在世界历史上，发生了某些具有特殊价值的发明和发现......促进所有其他发明和发现。”雷蒙多写道，林肯说的是文字，后来又谈到了印刷机。但今天，我们正在经历另一项这样的发明：人工智能。

历史上，每当遇到全球性的科技竞争时刻，需要国家战略支持，美国人都是通过立法工具，引发出投资、研究、创新和制造。一定程度上已经“路径依赖”。

在1860年代，林肯总统对农业和机械工程进行了历史性投资，并创建了赠地大学系统，以确保美国的粮食安全。背后是《1862年莫雷尔法案》、《1914年史密斯-利弗法案》。

在1940年代，罗斯福总统和杜鲁门总统投资核技术，我们熟知曼哈顿计划。背后是《1946年原子能法案》、《1954年原子能法案修正案》、《1950年国防生产法》。

在1961年，肯尼迪总统呼吁将人类送上月球，我们熟知阿波罗计划。太空竞赛创造了美国一代工程师、科学家、试飞员和制造业工人。背后是《1961年国家航空航天法案》、《1962年通信卫星法案》。

在1970年代，美国在半导体国际市场上被日本企业穷追猛打。美国后来通过了《拜杜法案》，也就是《1980年专利和商标法修正案》，这个法案旨在促进学术研究成果的商业化，鼓励大学和非营利机构的研究人员将他们的发明转化为市场产品，被视为美国科技政策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极大提高了美国在半导体领域的创新能力。

而面对与中国的这一轮科技竞争，这届民主党政府，在执政的头20个月里，与国会合作，颁布了《两党基础设施法案》、《芯片和科学法案》以及《通胀削减法案》。雷蒙多说过，这些法案构成了拜登所谓“现代工业战略”，从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关于制造业的报告》到林肯总统建设洲际铁路的《太平洋铁路法案》，这种深深植根于美国历史的方法，在21世纪新的挑战面前，美国又加以更新，试图以此再次确保未来的竞争力和国家安全。

而前文所观察的雷蒙多的讲话和行迹，围绕半导体领域，基本都可以视为对《芯片与科学法案》的落实。另外两个法案也简单说几句，《通胀削减法案》提供对清洁能源技术的大规模投资，支持制造业本土化，《两党基础设施法案》目标是重建和现代化美国的基础设施，如电网、5G、充电站。

雷蒙多讲过，美国大约有850万个地点无法获得优质的网络服务，她遇到过疫情期间无法远程上课的学生，遇到过天气不好网络中断无法在线销售自己商品的农民，还遇到过一个部队的网络开发人员，他家街上的所有家庭都没有连接。所以，像一个世纪前的《农村电气化法案》和随后的州际公路系统一样，雷蒙多希望《两党基础设施法案》能改变她的国家。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商务部对竞争对手以国家安全为由实施贸易制裁，也是依靠法律工具，远的如1962年《贸易扩张法》第232条和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近的如《2023财年国防授权法》第5949条。

美国以立法牵引科技战略，虽然这一历史传统过去曾一再取得成功，今天则未必。不过即便是美国式的“路径依赖”，从对美战略研究角度，却还是值得我们重视。而纵观国内的媒体和智库，在这方面对美国加以认真而出色的研究，总体依然比较缺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