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产国家”迎来左翼总统:斯里兰卡变天的双重内情
导读:9月23日,左翼政治家阿努拉·迪萨纳亚克宣誓就职,成为斯里兰卡新一任总统,这是马克思主义政党领袖首次在斯里兰卡当选总统。在过去五年中,斯里兰卡的政治与经济发生巨变。2019年选举中,迪萨纳亚克首次参加大选,仅获得3%的选票。自2019年起,斯里兰卡经济危机开始发酵,在全球疫情、俄乌冲突和不善的国内政策叠加影响下,一个经济基础脆弱的国家走向崩溃,并于2022年7月宣布国家破产。深刻的经济危机改变了民众对国家发展道路的认识。传统政党在面对危机中不得不采取不受民众欢迎的紧缩措施,虽然暂时缓解了危机,但是仍然缺乏对斯里兰卡未来的革新方案。本文由对斯里兰卡贾夫纳大学社会学学者阿希兰·卡迪加马的两篇访谈构成,对改变斯里兰卡国家内外的经济危机和随之而来的政治抗议进行了深入剖析,为我们理解左翼政党在斯里兰卡的崛起提供了长时段的历史背景。
访谈上篇介绍了斯里兰卡在1970年代和2009年后的两波新自由主义浪潮对斯里兰卡经济的影响,自由化和金融化政策增加了经济的脆弱性,构成当前危机的深层根源。从这点出发,作者认为外界常常夸大地缘政治的影响,过于关注印度和中国,而不是斯里兰卡的实际情况。事实上,斯里兰卡的主要风险不是所谓来自中国的债务陷阱,而是经济新自由主义化以及与全球金融资本的融合。斯里兰卡的问题在于内部缺少对经济政策的实质性辩论,过于依赖IMF的援助和政策处方,未能提供有效的发展替代方案。
访谈下篇讨论了经济危机如何演变成为政治危机以及当前民众抗议的特征和走向。民众的抗议斗争主要发生在城市,但波及面极广,中产阶级罕见地参与了抗议,甚至泰米尔社群和其他宗教少数群体也参与其中。两年后回顾,可以说,针对以拉贾帕克萨家族为代表的传统政治精英阶层的抗议,催生了今天斯里兰卡民众在投票中的选择。
2022年斯里兰卡国家破产后,为了获得国际货币基金的紧急援助、缓解债务危机,前总统维克拉马辛哈曾出台了一系列紧缩措施。此次迪萨亚纳克当选总统后面临的最核心挑战将是如何与IMF达成债务重组协议,以及平衡保护民生与恢复经济之间的关系。对于斯里兰卡来说,这注定将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历史选择。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特编译本文,供读者思考。访谈原刊于International Socialism&Himal: Southasian,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论斯里兰卡的经济危机与民众抗议
文|Ahilan Kadirgamar
翻译|李半田 & 述垚
来源|Himal Southasian & International Socialism
▲ 拉贾帕克萨兄弟。图源:互联网
维克尔马辛格现在第五次重返总理职务,他正致力于组建新内阁以应对下一波危机——这一危机肯定会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斯里兰卡中央银行的要求下出现新一轮的紧缩政策。但大多数政党都清楚地意识到抗议活动尚未结束,并希望避免因加入新政府而受到牵连。还有一个问题是,如何处理总统拉贾帕克萨——在撰写本报告时,其总统权力已受到完全削弱,但仍然在任(2022年7月14日,拉贾帕克萨宣布辞职并逃离斯里兰卡,维克拉马辛哈随后出任代理总统)。
问:你能描述一下斯里兰卡的政治经济危机以及为应对危机而兴起的抗议活动吗?
卡迪加马: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民众上街抗议,主要是抗议正面临着的经济困难,但也是为了反对执政的拉贾帕克萨政权。经济陷入了困境,这是抗议活动愈演愈烈时人们最关心的问题。目前,大多数必需品都出现了短缺——从燃料到食品和奶粉,所有东西都快要用完了,进口受到了巨大影响。同时,工资也在下降——尤其是那些拿日薪的人。
抗议规模和民众情绪与两年半前的情况形成了鲜明对比。当时戈塔巴雅·拉贾帕克萨在2019年11月以压倒性的优势赢得了总统选举。如今的他完全丧失了合法性,面临着民众的一直呼吁——整个拉贾帕克萨王朝都应该“下台”。这种感觉和阿拉伯之春很像。但是,这也给我们提出了问题:这种感觉是如何组织起来的?除了呼吁拉贾帕克家族下台,还能怎样?在这之后呢?
胜选后,拉贾帕克萨的地位得到加强。他通过任命前将军来领导文官部门,并将自己精心挑选的秘书委派到各个部门,从而使文官部门军事化。尽管2019年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国,但拉贾帕克萨仍然坚持在2020年进行议会选举,并凭借强烈的反穆言论进行社会动员。在赢得议会选举后,又试图进一步巩固总统权力。在斯里兰卡已经拥有一个强力总统的情况下,拉贾帕克萨还是通过了宪法修正案,通过调动议会中三分之二的多数席位来扩大总统权力。下一个重大行动是《科伦坡港口城法案》(Colombo Port City Bill),这是为离岸银行等创建金融中心的尝试的一部分。这种金融化一直是政府议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是,在拉贾帕克萨执政的头一年半里,阻力就已经越来越大了,因为政府完全无视民生疾苦。拉贾帕克萨上台后四五个月,新冠疫情就席卷而来。看看2020 年的数据就明显:许多其他南亚国家的防疫支出在GDP的 1.5% 到 2.5% 之间,但斯里兰卡仅投入了GDP 的0.8%。人民被忽视了。社会上的无声抗议越来越多,尽管大多数人没有公开表达不满,但你可以感觉到他们对政府的怨气。有时候,即使是在疫情最危急时负责提供疫苗和实施封锁的军队都面临着农村地区的愤怒。社会氛围越来越紧张,最后在政府试图推动科特拉瓦拉将军国防大学法案(Kotelawala National Defence University Bill)时爆发了。在斯里兰卡,所有大学都是公立大学,也有免费教育的制度。但是,这个法案是希望将公立大学加以军事化和私有化。教师工会带头反对这项新的立法,其他工会也加入了这场斗争。迫于强大的反对力量,政府不得不放弃了这项法案,尽管本可以利用议会中的简单多数通过该法案。因此,在各种因素的叠加下,一场强有力抗议浪潮形成了。大概8个月前,拉贾帕克萨政府就已经失去合法性了,领导层也一直试图通过改组内阁来应对这场危机。
遗憾的是,如今斯里兰卡的评论家们仅仅停留在对过去两个月的抗议活动的关注,但我想说的是,其实这种不满情绪已经持续一段时间了。在不满情绪的烘托下,人们逐渐加入了抗议活动。与以往不同的是,中产阶级也开始参与,而此前斯里兰卡的中产阶级几乎不会参与抗议活动。事实上,中产阶级通常都会抱怨学生和其他抗议团体扰乱了交通秩序。但严重的商品的短缺让中产阶级加入到抗议活动当中。这场运动的波及面太广了,这也使包括工人在内的其他群体也有了游行示威的胆量。
直到前几个月,工会还没有真正介入并主导抗议活动,所以参与者主要是年轻人,除了“戈塔下台!”这个主要诉求之外,抗议活动一直都缺少方向指引。然而,在过去的几周里,工会已经开始适当参与。4月28日,超过1000个工会举行了罢工。今年的“五一”抗议活动是对工会力量的考验,有消息称5月6日会进行大规模罢工。所有的这些迹象都表明,劳工运动正在介入并予以年轻人们支持。
工会的加入可以给抗议活动稳定性和方向性的指引。我担心的是,如果抗议活动没有明确的目标和策略,就有可能被各种力量劫持。关键问题是,如果总统真的下台了怎么办?然后呢?工会在解决这个问题上非常关键。
问:种植园工人、农业劳动者和农民此时也加入了运动吗?
卡迪加马:公开地说,还没有。到目前为止,斗争都发生在城市里,我觉得部分原因是农民和渔民希望看到他们关心的问题(指经济困境)能得到解决。但目前还不现实。“戈塔下台”是政治要求,但现在的抗议活动与解决经济问题之间出现脱节。这场运动源自经济危机,但在解决经济问题时,大多数人,比如反对派政党,都赞成继续走拉贾帕克萨家族的老路,这是相当严重的问题,这在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贷款协议和紧缩措施进行谈判时格外明显。尽管如此,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对经济发展方向提出任何的批评,工会也没有。
问:是否有迹象表明运动中出现了新的领导层?
卡迪加马:被怀疑的不止是拉贾帕克萨家族,实际上是整个政治体制。这就是为什么抗议者要求政治家不要到主要的抗议地点来。同时,各个政党也都在进行社会动员,主要反对党团结人民力量(Samagi Jana Balawegaya)和极左翼政党人民解放阵线(Janatha Vimukthi Peramuna)近几个月都在组织大型抗议活动,他们都在为未来的选举做准备,但不同力量的结合也导致抗议运动缺乏集中统一的领导。
现在的左派主要集中在工会中,因为包括兰卡平等社会党(Lanka Sama Samaja Party)和斯里兰卡共产党(Communist Party of Sri Lanka)在内的“左翼”政党已经因为与拉贾帕克萨家族的关系而饱受怀疑。学生中有强大的左翼势力,特别是十年前从人民解放阵线分裂出来的前线社会党(Frontline Socialist Party)。 这些学生一直都很激进,这也是为什么斯里兰卡仍然有免费教育的原因之一。他们最近组织了一场非常严重的抗议活动,包围了总理官邸。 但是,他们没有明确的方向,也没能提出结束危机的解决方案。
问:抗议活动的民族构成情况如何?斯里兰卡已经很久没有出现过多民族的抗议运动了。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情况吗?示威活动是否将占多数的僧伽罗人、受压迫的泰米尔社区和其他种族及宗教少数群体聚集在一起?
卡迪加马:在科伦坡,僧伽罗社群是抗议活动的主力军,鉴于其规模(僧伽罗人是斯里兰卡的主体民族)这并不令人惊讶。但同时也有很多穆斯林参与其中。这很重要,因为在过去十年里,穆斯林在斯里兰卡被描绘成敌人,社会中充斥着反穆言论言论,对穆斯林的人身攻击,甚至还有大屠杀。如今,穆斯林群体和僧伽罗人一起参与抗议活动是非常有意义的。
一些来自斯里兰卡中部茶叶种植园的泰米尔年轻人也加入了这场运动。山区泰米尔人是过去二百多年来自印度的契约劳工的后代。但是斯里兰卡泰米尔社区的抗议活动却一直比较平淡。这是有原因的。首先,自2009年斯里兰卡政府与分裂主义的泰米尔伊拉姆猛虎解放组织(Liberation Tigers of Tamil Eelam)之间的内战结束后,这些泰米尔社区已经高度军事化,因此只有社会中最有组织的部分才会出现抗议活动。其次,泰米尔民族主义者们十分忧虑带有国家和多民族议程的运动,因为他们一直认为泰米尔政治是独立于国家而存在的。 因此,泰米尔民族主义政治家们要求泰米尔人不要参加抗议活动。因此,泰米尔人在抗议活动中参与度较低是由于他们在经历战争之后不愿再参与抗议活动,以及泰米尔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立场。但是,这种情况现在可能会有所改变。比如我所在的贾夫纳大学(University of Jaffna)位于一个泰米尔人占多数的城市,但我们的教师协会和非学术人员已经举行了抗议活动。 随着危机的加剧,斯里兰卡北部地区(泰米尔社区)可能会有更多的人参与进来。
问:统治阶级是如何应对这场运动的?
卡迪加马:拉贾帕克萨政权一直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是僧伽罗民族主义佛教徒和军人,但他们也试图通过与左翼政党结盟和收编工会来强化自身。现在,这个基础已经不复存在了。在贾帕克萨政权执政之前(2010~2015年)也发生过类似的事情,当时工会的抗议活动开始增加。他们非常清楚,如果试图镇压示威活动,他们将面临更大的社会反应。现在也是如此,贾帕克萨家族还是非常谨慎。他们知道抗议活动要求他们因腐败而受到起诉,但这恰恰是他们不会辞职的原因,他们也知道自己不再有国家机器的支持。
更普遍意义上的统治阶级——商业精英等——对拉贾帕克萨家族的不满也在逐渐增加,但斯里兰卡缺乏印度那样强大而独立的资产阶级。斯里兰卡的统治阶级在很大程度上是买办资产阶级(comprador capitalist class),他们从来没有真正掌控国家权力,为资本主义利益服务。相反,他们一直只是与当权者进行谈判。目前来看,关键问题并不在此,因为他们同意政府正在推行的经济政策和拟议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议。但是,如果抗议活动在经济上发生更激进的转变,对他们提出利益上的挑战,那就说不准了,比如在涉及到改善社会福利的时候。
问:目前的运动规模在斯里兰卡历史上有什么先例吗?
卡迪加马:类似的历史事件是1953年伟大的“哈特尔”(hartal)——这个词用于描述南亚次大陆的大规模罢工和非暴力抗议——发生在独立后不久和朝鲜战争结束时。当时主要是因为朝鲜战争推动了橡胶价格的飙升,惠及了斯里兰卡的橡胶工业,并得以从其它国家进口粮食。但是,随着战争的结束,斯里兰卡陷入了非常严重的国际贸易与财政收支问题,与现在的危机类似。世界银行和斯里兰卡中央银行都建议政府削减大米补贴,政府这样做了,大米的价格一夜之间翻了三倍,从25美分到70美分。这导致了大概是斯里兰卡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抗议运动。当时的内阁,甚至害怕到躲在一艘英国军舰上会面。但很快危机就迫使政府改变政策,当时的总理辞职后,也开始了政治和经济转型,斯里兰卡远离西方,走向不结盟运动。此外,当时的抗议危机也让当局改变进出口政策,推动稻米的自给自足化,并用了25年时间从25%的自给率发展到了90%,尽管在此期间人口迅速增长。
问:你说过,抗议活动可能会扩大,因此有可能变得更加激进,那么强硬的右翼或军队有没有可能重新控制局势?
卡迪加马:我认为我们现在正处于一个漫长的危机中,政治变革也可能非常漫长。我担心的是,我们可能会看到向自由派反对派的摇摆,他们的政策也是非常新自由主义的。如果他们给人民带来更大的负担,斯里兰卡可能会在一两年内转向右翼民族主义。这一次,崛起的可能不是拉贾帕克萨家族,而是一些其他的民粹主义或法西斯主义者,他们可以动员军队和其他沙文主义政客。
问:你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协议可能会有什么影响?是否会带来新一波的紧缩政策?
卡迪加马:新一轮的紧缩政策已经开始了。一个例子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求斯里兰卡卢比汇率浮动——现在已经浮动了——这导致了卢比的大幅贬值,从一美元兑200卢比贬至现在的350卢比。随之而来的进口成本的提高已经转嫁到消费者身上。结果是,汽油和面包价格翻了一番,烹饪用的液化天然气几乎翻了三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求通过提高利率来控制通货膨胀,政府已经这样做了——在过去的一个半月里利率提高了一倍多,达到14%——这限制了农民的信贷。农村居民和城市工人阶级的紧急资产是他们的黄金首饰,而典当品的利率已经上升到25%。因此,将会出现大规模的不动产剥夺,农民无地可种,珠宝也都被典当了。政府明确表示希望通过削减开支和税收来平衡国家预算,这很可能意味着提高间接税,包括增值税等购买税。这将再次给劳动人民和穷人带来更多负担。道路已经确定,财政部长已经发出通知,要求所有政府部门立即停止各种公共项目,并尽可能削减补贴。
*文章原刊于Himal Southasian和International Socialism,限于篇幅,文章有所删节,小标题为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自拟。
编辑:一起学习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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