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龄化不仅带来了对医疗、养老、社会保障等基础设施的重大压力，也对老年人的日常生活管理、法律保护提出了新的挑战，尤其是针对孤寡老人、无保护老人和失独老人等特殊群体的监护问题。

随着社会结构和养老模式的转变，探索一个有效的老年人社会监护服务体系，是解决当前老龄化问题的关键策略之一。

“意定监护”服务是伴随老龄化发展而来的新兴产物。然而，目前我国社会组织在提供意定监护服务的过程中，仍然面临服务标准不一、监管机制不完善、法律支持不足等诸多问题。

第一财经记者曾经采访过长居在美国的刘新宪，他原本是一家科技公司的高层。他家庭经济条件很不错，职场前景一片光明，还有一个可爱的孩子，然而多年前，孩子的骤然离世让刘新宪陷入了巨大的痛苦，当时他内心所承受的悲伤和压力难以言表，最后他辞去了高薪工作，让自己缓和了一段时间。作为一名失独父亲，刘新宪一度很痛苦，他也并未再育，但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他现在成为了一名哀伤咨询师。

“也是在那段时间，我接触到了哀伤咨询和心理疗愈，我了解到有不少欧美国家的人从40多岁就开始写遗嘱以及安排一些器官捐赠、临终治疗的事宜，这样就不会到时候手忙脚乱，在美国有很多家庭都有家庭医生，他们会有一套完整的生前事业手册，包括需不需要抢救、器官捐赠这类，他们并不忌讳，而是通过系统化和产业化的方式来做成了一套生命事业体系。”刘新宪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曾这样说。

就在日前，第一财经记者再度回访刘新宪，他表示自己目前生活很稳定，心情也早已平复，对于养老问题，他选择找一个指定（意定）监护人，写好生前预嘱，对于是否要抢救等作出决定，并且将财产也做一定的分配，包括给指定（意定）监护人具体如何分配等。作为监管，可以由相关的律师、机构或者指定两个、多个指定（意定）监护人来互相监督，以确定自己万一失智后的照料保障。

此外，一些国家还通过专业的监护人培训和认证制度，确保监护人具备必要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在老龄化严重的日本，于2000年前后就开始为社会监护人建立法律制度。燕晓凤建议，可以参照日本的“职业后见人”制度，在我国建立职业监护人制度，包括建立职业监护人培训和资格认定机制、明确职业监护人的种类与职能、建立职业监护人监督机制。

无论如何，这种新的监护制度的探索为未来的养老模式打开了一扇新的窗，也能让更多无监护的老人在人生最后的旅程中，多一条选择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