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定程度上说，规范好地方政府的“罚款权力”，依然是一个改革议题，需要从制度上作出精准有力的回应。

结合此前市场信心不足的问题，一些不合时宜的涉企罚款事项该调整的要及时调整，该取消的要及时取消，真正让企业获得更大的试错空间，营造一个更加鼓励创新、包容创新的制度环境，少一些动辄遭遇“重罚”的担忧。

同时，在法治上，要让企业真正感受到合法权益保护的确定性。就像此次国务院新闻发布会对外宣称的那样，直接表态“不能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加快民营经济促进法立法进程，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环境”。

此外，加快推进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让地方政府的事权财权匹配更加适应新的经济社会发展现实，也有利于弱化地方政府“乱罚款”的冲动。

总的来说，让地方政府更加明白，唯有想方设法激活企业的发展信心，优化企业的生存环境，一个地方的财政收入才能获得源头活水，通过短期的“功利性”增收手段来“闯关”的那套方法再也行不通了，是当下顶层设计优化应该实现的目标之一。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中国的很多发展低谷都是通过在重新优化调节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中走出来的。从多个维度看，今天又正处在面临经济下行后的复苏时刻。约束好政府的“乱罚款”之手，是有效应答这一“时刻”的办法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