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图/图虫创意）

其实我们看新一轮产业转移的相关表述，是“引导”资金、技术、劳动密集型产业从东部向中西部、从中心城市向腹地有序转移。

过去沿海向内陆的产业转移，更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比较典型的是富士康，从深圳这样的沿海城市内迁到郑州、重庆等地。

如今的新一轮产业转移，开始涉及到处在价值链中高端的资金、技术密集型产业，这说明中西部地区，具备了发展中高端产业的一定基础。

但反过来看，产业层次越高，对生存发展环境的要求也越高。

比如，如果你是一家高科技企业的决策者，在企业选址时，肯定不会只是简单地考虑交通是否发达，还会考虑融资是否便利，有没有充足的科教资源、人才储备，营商环境是否友好，等等。

靠行政指令决定产业迁移方向，“指哪儿打哪儿”，这本身就不太现实，资金、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最终布局和分布，一定是地区综合竞争的结果。

因此，盲目地进行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不合时宜。新城变鬼城的案例不胜枚举，如果地方政府未能成功吸引相关产业入驻，那么，大规模投资建设砸下去的钱，会转化为无效的基建项目，无法产生预期的经济效益。

所以，对于四川大兴基建、拆迁暴富的炒作，要辟谣很容易，真正的挑战在于，如何摆脱对投资驱动的依赖思维，减少社会对“大基建”和强刺激措施的过度期待。

而对内陆省市来说，相对于等政策倾斜、盼中央砸钱，提升管理水平，优化营商环境，这才是区域发展的核心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