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此案经媒体报道后引起网友关注

白鹿新闻查询发现，见义勇为不仅没有受到表彰，反而被判刑、刑拘的案件，其实并不少见。除了早前的福建赵宇案以外，几年前深圳市也出现过类似案件：大学生小涂，在遇到一男子猥亵女性时挺身而出将色狼打伤。猥亵女性的男子仅被行政拘留5天，而见义勇为救人的小涂却因救人过程中致实施猥亵的男子受伤，被警方刑事拘留14天。 但结果和赵宇案一样，在进入司法审判环节之后，检察机关作出不予批捕决定，警方亦撤销了该案，小涂被无罪释放，而且警方还按照规定认定其为见义勇为。

宜春学院政法学院邹建辉副教在接受白鹿新闻采访时认为，从早前媒体报道情况来看，王元属于典型见义勇为的正当防卫，但王元的见义勇为行为均没有在一二审法院认可。这起案件之所以会被全社会关注，是因为该案涉及到两个关键词——“正当防卫”和“防卫过当”，而要让司法办案机关更好地厘清正当防卫和防卫过当的边界，国家有必要对“见义勇为”作出更加清晰明确的法律规定。

邹建辉认为，见义勇为并非一个严格的法律概念，目前我国国家层面也没有出台专门规制见义勇为的法律法规。在法律上，与见义勇为接近的概念是正当防卫。因为见义勇为与正当防卫具有共通性，正当防卫是“为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权利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本身就包含了见义勇为的内容。因此本案的关键，仍然在于对王元是否构成正当防卫的判断。

南昌大学政法学院一法学教授告诉白鹿新闻，王元之所以从无罪到有罪之间反转，是因为在我国现行的法律法规中，对“见义勇为”没有明确定义，只能在一些地方性法规和规章中找到相关内容。由于各地法规不一致，导致见义勇为的认定主体、标准等问题十分混乱。

据报道，目前，全国有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出台了保护见义勇为人员权益的相关法规、条例。然而，在各地法规建立健全的情况下，全国性的法律、法规进入立法程序多年后，至今仍没有出台。如公安部从1996年开始多次启动见义勇为的立法工作，但由于涉及管理体制问题、经费问题、长效机制建设等重大问题，见义勇为的立法工作一直进展缓慢。

由于国家迟迟未出台相关法律，很多类似于福建赵宇见义勇为的案件最终均得不到无罪的判决。此前，有媒体综合了2016年至2018年100份涉及正当防卫的刑事判决书，其中仅有1起被认定为正当防卫，6起为防卫过当，29起被认定为互殴。而白鹿新闻从一二审判决书中发现，此案也被检方认定为“互殴”。

事实上，对见义勇为全国统一立法的呼声由来已久。全国人大代表、甘肃省律师协会会长尚伦生曾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之所以出现正当防卫法规过于原则性的问题，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过去几十年，国内正当防卫相关案例比较少。最高法、最高检也并未出台相应司法解释，因此可供参考的资料比较少。尚伦生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早应该就“见义勇为”行为作出立法解释。

“见义勇为人员保障制度，是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内容之一。现行地方性法规、规章存在体系混乱、立法位阶较低、相互不衔接等诸多弊端，严重阻碍了对见义勇为人员进行充分、有效的保障。由于缺乏全国性立法，导致各地对见义勇为的认定标准、认定程序不一，对见义勇为人员的保障力度不尽相同。”中华见义勇为基金会一位副理事长曾向媒体表示，制定一部独立统一的见义勇为人员权益保障法，是解决现状的较好途径。

同济大学法学院金泽刚教授曾在网络发表《“见义勇为”背后到底是否存在法律》的文章称，因见义勇为多具有突然性，见义勇为不仅可能给自己带来伤害，也可能危害其他无辜者。依据我国《刑法》第20条规定，在制止歹徒犯罪过程中，往往情况危急，由不得多想，不能苛求防卫人（即见义勇为者）顾及各方面情况，包括可能给嫌疑人造成某种伤害，否则，正当防卫就没有多大生存空间，而且对于犯罪嫌疑人死亡的结果，往往嫌疑人自己有重要责任。基于这种情况，国家就应该对此立法，制定一部专门的“见义勇为”的法律法规。

金泽刚教授在文章中认为，综合见义勇为者的全部行为，只要“没有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符合正当防卫的条件，就不应当负刑事责任。当然也不需要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如果在这种情况下，见义勇为者给无辜第三人造成伤害，只要其行为符合正当防卫的条件，第三人的损害仍然应该先由国家承担，受益者亦应给予适当补偿。

正如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主任姜启波曾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近年来，“于欢案”“昆山龙哥案”等涉正当防卫案件引发广泛关注，亿万网民参与讨论。这一方面反映出，进入新时代，人民群众对社会的公平、正义、个人权利、安全等有了新的认识和更高期待；另一方面也暴露出，对正当防卫制度的适用，在司法理念上要进一步提升，在具体规则上要进一步明确。

上述法学专家认为，之所以要为见义勇为案立法，背后的舆论诉求也很明确：鼓励好人见义勇为，法律即使不能奖赏好人，也应当给予好人相应的保护。法律不只是由条文构成的，执法者的行动、司法者的理念和全社会的观念，都可能塑造法律最终的面貌。在见义勇为案件中，不应该只是看到了结果，而忽视了本来的过程，不是“谁先报警谁就有理”，也不是“谁受伤了谁就是弱者”。因此，他们呼吁国家加快对见义勇为的立法工作进度，尽快出台一部符合国情、能保障见义勇为人员权益的法律，实现清清楚楚的“国家标准”。

对于终审判决，王元、郝建宇家人难以接受，一度情绪激动，他们表示将继续申诉。范辰律师颇为乐观地说道，“我相信，‘王元见义勇为案’同样能作出和‘福建赵宇案’一样的贡献，为国家的见义勇为立法或公检机关审理以后的案件提供范本，激活防卫制度。”

王元的申诉，最终会不会成为下一个“赵宇”？白鹿新闻将持续关注此案进展情况。（应采访者要求，王元、张芳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