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滚雪球一样，张铭（化名）以租手机套现的方式来解决他缺钱的燃眉之急，却不料越陷越深，负债越背越重。

张铭“租”的第一部手机总费用5454.76元，中介垫付首付款后，他需分12期还款，但拿到手机后他只能以2500元的价格卖给中介，中介扣除垫付的500元首付款后，实际套现到手仅2000元。

通过这种“租借手机、转售套现”的方式，他用租来的第三部手机套现来的钱，偿还前两部手机的分期款，而后又租了第四部、第五部……在4个多月连续租下20多部手机后，欠下10余万元。

张铭遭遇的是网络高利贷。跟此前媒体披露的“手机回租贷”类似，尽管换上了“租手机”的马甲，但平台以他所“租”手机的价格为准，让他分期还款后发货，拿到手机的他又根据中介的指定把手机寄到指定的地点给对方回收，其间双方围绕手机买卖和回收来约定了租赁期限、还款日期、回购价格等，目的都是套现放款。早在2018年5月底，互金整治办就为此发函，清理整顿“手机回租”等变相现金贷问题。

这种新型的“手机贷”并不鲜见于媒体报道。据央视新闻报道，一些现金贷公司，将手机变成拓展业务的新媒介，以“租借手机、转售套现”形式变相发放贷款，号称“零抵押”“低月租”的“手机贷”。

在无法还款时，这些平台或中介不断向张铭施压，催他尽快还款。与此同时，依然有不少中介源源不断地加他的微信，给他介绍租机平台，继续推荐“租手机套现”。

“不知不觉滚进去了。”发现欠下这些债务后，张铭才幡然醒悟。近日，他向澎湃公众互动平台“服务湃”（https://tousu.thepaper.cn）反映了他此前租手机套现的经历，以警示更多人，避免上当受骗。

张铭无法按期还款后，对方称要去法院“强制执行”。

上海市公安局静安公安分局经侦支队金融犯罪侦查队队长张晨晖接受央视新闻采访时表示，在借款人下载手机App的过程中，App会读取所有通讯录联系人的信息。同时，平台客服会以调查个人信用为由，要求借款人提供家庭住址、工作单位、社保信息等；平台还会暗自获取借款人的其他信息。这些铺垫全部完成后，一旦借款人无法按期正常还款，平台就会以各种“软暴力”形式对借款人进行逼迫，这些手段包括：到单位找借款人领导说明情况、轮番电话联系借款人通讯录人员等。

上海警方在侦破姜女士的案件过程中发现，还有其他多个类似的租机贷平台，这些平台之间往往会共享“客户”，通过中介诱导同一借款人在不同平台租机，从而实现大额放贷。

公开资料显示，早在2018年5月30日，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以下简称互金整治办）向P2P网络借贷风险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下发了《关于提请对部分“现金贷”平台加强监管的函》，指出“部分平台通过手机回租违规放贷、强行搭售会员服务和商品变相抬高利率、恶意致借款人逾期、虚假购物再转卖放贷等手段，逃避监管，变相开展‘现金贷’业务，坑害金融消费者”。

互金整治办指出，在各类“马甲”现金贷平台中，以手机回租形式放贷的平台最猖獗，数量超过100个，注册客户数百万人，大多目标客户锁定大学生，利率畸高，一般年化利率在300%以上，个别甚至超过1000%。

11月7日，澎湃新闻记者以用户身份致电人人租客服热线。一名客服人员介绍，用户自己下单，自己支付押金，自己使用，在用户收到手机后，平台不会有工作人员回收手机，手机不要给别人使用，否则会有风险。

潮多多一名客服人员也介绍，用户想租手机可以直接在平台下单，该公司没有所谓的“中介人员”，也未和其他第三方合作，建议用户保护好自己的个人财产。

湖南金州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律师邢鑫表示，张铭的遭遇反映出“手机贷”案例中存在的典型风险，在类似案例中，相关平台或中介通常以“免首付”“低抵押”等诱人的话术，吸引借款方，实则变相发放高利贷款，涉嫌多项违法犯罪行为。

邢鑫分析，案发后可能存在两种情形：一，中介是平台员工，但公司为逃避责任而否认；二，中介的行为是个人行为，与平台无关。如果是后者，公司可能不需要对中介的行为承担责任，但这需要平台证明中介的行为完全超出公司授权范围，且平台公司对此并无过错。但需注意的是，若平台方本身违法，无论中介人员与平台是何种关系，都需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他认为，张铭面临的法律风险包括但不限于高利贷的沉重负担以及可能的法律诉讼。为避免类似情况发生，他给出建议：一，增强法律意识，对借贷服务保持警惕，通过正规渠道解决资金需求。二，审慎签订合同，仔细阅读合同条款，特别是关于租金、租期、违约责任等关键条款，确保自身权益不受侵害。三，保护个人信息，不向无资质的机构或个人提供敏感信息，以防信息泄露和非法使用。四，遇到非法催收或其他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情况，及时寻求法律帮助，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身权益。五，建议消费者根据经济能力理性消费，避免因追求短期利益而陷入长期的债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