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0月8日，中国保监会首任主席马永伟逝世，享年82岁。

原中国邮政集团党组纪检组组长、原上海保监局局长孙国栋曾担任马永伟的秘书，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马永伟在中国农业银行总行十年，其中九年为正职，在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主政四年，又担任第一任保监会主席。前前后后，他在金融业三个主要部门做了17年一把手，主持了四次重大金融改革：农行拆分、人保两次体制改革以及保监会筹组，这在新中国金融史上并不多见。

1991年，马永伟率团到台湾参加第三届海峡两岸保险学术研讨会。前排中为马永伟，后排左五为孙国栋。图/受访者提供

马永伟曾回忆，中国保险基础比较弱，不像别的行业那么大，所以在谈判的博弈中，保险成为一个筹码。当时掌握的原则是，财产险公司可以多进来，甚至可以开办子公司，但寿险不行。因为寿险是以人身为标的的保险，更需要审慎对待。因此中方的谈判立场是：允许外资公司以合资方式进入中国寿险市场，中方必须占有51％的股份。这是一直谈判到最后的焦点问题。

1999年11月15日，在中美谈判的最后关头，为达成一揽子协议，中方做出了一定的让步。2000年5月19日，中欧也达成协议。两份协议中都规定：允许外资公司以合资方式进入中国寿险市场，外方在合资公司中的股权不得超过50％。

友邦保险公司的牌照问题，成为中国入世的最后一道障碍。早在1992年，美国国际集团（AIG）所属友邦保险公司以分公司的形式在上海拿到了全资经营牌照，成为中国大陆第一家外资保险公司。AIG董事长格林伯格提出，按“祖父条款”即“不追溯条款”原则，应该允许AIG今后继续以寿险独资公司形式在中国申请设立寿险机构。

而根据WTO“无差别原则”，如果中方同意AIG的要求，那其他成员方也有权提出同样的申请，这样不但突破了中方的底线，也将导致已达成的谈判重启，或造成多方阻挠中国“入世”的局面。

孟昭亿说，双方分歧的核心在于对“祖父条款”的解读。中方认为，“祖父条款”只适用于已经设立的机构，但中国入世后新批准成立的外资寿险公司均应采取合资公司的形式，友邦公司也不例外。对此，中方咨询了世贸组织秘书组法律顾问，对方同意这个观点。

在紧要关头，正在德国参加一个国际会议的马永伟和孟昭亿接到外经贸部来电，希望马永伟能去美国跟格林伯格谈一谈。机票都订好了，但后来形势有变，没有成行。

后来几经磋商，根据朱镕基指示，龙永图与格林伯格于2001年11月在上海展开了一对一谈判。双方各有退让，达成妥协：在“入世”之前，中方为友邦批设独资北京分公司、苏州中心支公司以及东莞和江门支公司；“入世”后，按照新的规则执行。

2001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成为WTO成员。此前一年，中国保监会加入国际保险监督官协会。

为了迎接入世，避免给国内行业造成更大冲击，经国务院批准，马永伟牵头成立了保险改革研究小组，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保监会、中国人民银行等相关部门派人参加，最后提出实行股份制，以保监会名义写了资产重组、择期上市的方案上报国务院。

加入WTO前夕，保监会一次性批准新华人寿、泰康人寿、华泰财险等三家中资保险公司在国内筹建300多家分公司和中心支公司。截至2002年4月底，其中23％从保监会取得开业许可，包括新华人寿的7家分公司、18家中心支公司，泰康人寿的11家分公司、38家中心支公司，华泰保险的1家支公司，扩张速度前所未有。为尽快与国际保险水平接轨，保监会从2001年4月开始，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大规模行业整顿。

2002年初，全国保险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首次邀请外资、合资保险公司参会，被称为真正的“全保会”。马永伟参加了合资寿险公司小组的讨论，他说，按照生物学的规律，希望双方能把所有的好基因遗传给子公司。

2019年，《外资保险公司管理条例实施细则》重新修订，将外资人身险公司外方股比上限由50％放宽至51％。2021年，条例再次修订，删除了这一限制性规定。此后，外资可以设立独资寿险公司了。

孟昭亿说，虽然现在外资独资寿险公司放开了，但尽力争取到的这20多年的缓冲期非常重要。现在回头看，境外最大的保险公司已有约半数进入中国，而国内保险公司仍旧是发展最快的。总体来看，对外开放对中国保险行业地位提升、对保险在国家经济中作用的壮大，都起到了很大作用。

“标志性时代人物之一”

2002年10月，60岁的马永伟卸任中国保监会主席。

2003年，孙国栋赴任上海保监局局长。遇到一些重大问题需要处理时，他经常会想：如果是马永伟，他会怎么处理？

孙国栋记得，马永伟通常会先充分听取大家意见，然后以商量的口吻询问：“这个事我们就这么定好不好？”马永伟常说，决策就是两害相权取其轻，两利相权取其重，没有什么是绝对的，只能是比较后做出选择。

中国保险学会原副秘书长徐晓说，马永伟还培养了一支保险监管队伍。后来的保监会副主席魏迎宁、周延礼、陈文辉，都是当年从人保集团出来的。

马永伟退休后当选第十届全国政协常委，在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工作了五年。

他去基层调研，在政协会议上呼吁加快农业保险体系建设，他说中国农业保险面临着供给和有效需求的双重制约：一方面，农民有保险需求，但购买力低，想买保险却买不起；另一方面，农业保险市场潜力巨大，保险公司希望加快发展，但风险大、成本高，承保能力不足，想赔又赔不起。总的来看，农业保险远远不能满足农民日益增长的保险需求。

退休后，马永伟加入北京市乒乓球协会，每周三和周五都会约几个球友去西单商场旁的乒乓球俱乐部打球。那时国家体育总局会举办机关职工乒乓球比赛，马永伟是常胜将军，家里堆满了各种奖杯。2006年，他被选为北京乒乓球协会主席。

他是乒乓球国家级健将，走到哪儿都带着球拍。他在农行时期组建了一个乒乓球队，在全国金融系统比赛中获得过冠军，后来还出国比赛。甚至有人调侃，人保1996年改革后的新LOGO，就是乒乓球和拍子的组合。

马永伟结交了很多球友，包括庄则栋、刘国梁、孔令辉、瓦尔德内尔等乒坛名宿。庄则栋曾在一张球拍上写下“宠辱不惊”送给马永伟。

孙国栋2018年退休后，原以为有时间可以多和马永伟打球了，还和他开玩笑：“等您80岁时争取能战胜您。”马永伟说：“你80岁也打不过我。”没想到，2019年4月5日上午，77岁的马永伟出门摔伤，从此在医院卧床不起。

马永伟遗体告别仪式上，农行、保险业和金融监管部门的退休老领导和老同事都来了。徐晓记得，那天准备的第一批花很快就发完了，又加了200支，参加告别仪式的超过了500人。

孙国栋觉得，马永伟“工于谋事，拙于谋身”，是那个时代的标志性人物之一。让他觉得遗憾的是，马永伟没有回忆录，没有传记，甚至遗体告别仪式上都没有一份详尽的生平资料。

马永伟只留下一部《马永伟文集》，2011年7月出版，分“银行卷”和“保险卷”两卷。他在自序中写道，长达四十余年间，自己从未离开过金融系统，从基层做起，一直在不同企业或行业担当主要领导职务。从这层意义上讲，这些经历已经不属于个人，而是中国农业银行和中国保险业漫长的改革、发展历史进程中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了。

（本文参考了徐晓《“老人保”体制改革全纪录》，张迎宾、李墨《马永伟口述实录》）

发于2024.12.23总第1169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

杂志标题：马永伟：探路保险业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