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immy Carter was perhaps the most virtuous of all America’s presidents

这位出身谦卑的花生农场主入主白宫，于 12 月 29 日辞世，享年 100 岁。

（配图说明：1976 年的吉米・卡特。摄影：盖蒂图片社）

令美国人困惑且常常追悔的是，他们眼中似乎有两个吉米・卡特。一个是在总统任期内的他：以微弱优势赢得大选，却在德黑兰人质危机的屈辱中黯然卸任，这段经历仿佛是懦弱与天真的写照。就是这位总统，曾身着灰色开衫，坐在摇曳的炉火旁向全国发表讲话；1979 年能源危机最严重时，美国民众为了加油凄惨地排着长队，而他却无力地批评民众的萎靡不振；在冷战最激烈的时候，他似乎寄希望于通过给流亡的核物理学家安德烈・萨哈罗夫写一封私人信件来缓和局势；而他营救美国人质的行动，最终以沙漠中直升机坠毁的悲剧收场。同样是这个人，据说在钓鱼时遭到一只 “杀人兔” 的攻击，这只兔子朝着他游过来；慢跑时还中暑了；他还向《花花公子》杂志承认自己经常在心中犯下 “通奸之念”，这引发了美国东西海岸那些自以为世故之人的一阵嘲笑。

和他之后的比尔・克林顿一样，卡特是个彻头彻尾的南方人，在佐治亚州普兰斯镇周边的树林和沼泽地区长大。但与克林顿不同的是，他并非学识渊博之人，只是个花生农场主，还当过一任佐治亚州州长，他的成长历练来自海军，而非大学。1976 年民主党初选中竞争激烈，他身上那股乡村的质朴清新，如同他的南方口音和露齿的笑容一样，让他脱颖而出，还有他那出人意料的雄心壮志也令人瞩目；然而，“卡特热” 在他就职典礼后步行前往白宫的新鲜感过后便难以为继。

在支持者眼中，他代表着自信、蓬勃发展的 “新南方”，终于摆脱了种族隔离的阴影；而在怀疑者看来，他不过是个头发里插着稻草的乡巴佬，很快就会在华盛顿和国际事务的泥潭中挣扎。随他一同入主白宫的 “佐治亚帮” 也都是些业余角色，典型的有他那矮胖又贪财的预算主管伯特・兰斯；他的 “好哥们” 幕僚长汉密尔顿・乔丹；还有他的弟弟比利，比利利用与总统的关系来推销一款啤酒，还在普兰斯镇的加油站里说着那些总统最好别沾边的无聊废话。

然而，卡特刚卸任总统，形象似乎就完全不同了：既卓有成效又令人钦佩。他投身于 “仁人家园” 慈善组织，为穷人建造房屋，亲自抡起锤子、钉钉子搭建屋顶横梁。1982 年他创立了卡特中心，从此成为和平与民主的不懈倡导者，奔波于世界各地监督选举、结束战争、促进人权。很快，他就成为了美国的良知和道德大使。当他与继任者意见不合时 —— 比如在伊拉克问题上与乔治・W・布什 —— 他会直言不讳地表达自己的看法。2002 年，他荣获诺贝尔和平奖，获得了在宾夕法尼亚大道 1600 号（白宫所在地）那短暂而动荡的任期内从未有过的崇高声望。

但这前后其实是同一个人。卡特表里如一，从不虚伪做作。他外交政策的标志性举措 ——1978 年促成埃及和以色列之间的《戴维营协议》、与苏联签订《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以及将巴拿马运河归还巴拿马 —— 在当时都被许多人批评为轻易让步的行为，而这些恰恰体现了他一心为和平的本心。毕竟，他就任总统后的第一件事，几乎就是赦免所有逃避越战兵役的人，试图弥合美国国内最深的裂痕之一。他同样坚信所有人亲如兄弟。在种族隔离盛行的 “吉姆・克劳” 时代，他毫不犹豫地与住在同一条土路上的黑人农家孩子一起玩耍；担任佐治亚州州长时，他特意挑选黑人候选人担任法官，并在州议会大厦里挂上黑人的画像。如今，那些脾气暴躁的外国领导人也会被邀请到杜鲁门阳台，与他一起坐在摇椅上，聊聊各自的孙辈。

与国会合作似乎要困难得多。他不懂拉拢关系和施恩回报的技巧，还因抨击政府的专项拨款支出而得罪了国会山。因此，尽管他在 1977 年设法成立了能源部来应对能源危机，但无论是能源改革法案还是汽油配给方案都难以在国会通过。在经济方面，那几年美国饱受滞胀、失业以及油价飙升的困扰，他似乎在慈善与节俭之间摇摆不定，而两种做法都未能奏效。当通货膨胀率飙升至两位数时，他实施了价格管制；后来又推行信贷控制和紧缩政策，结果却使美国陷入了经济衰退。作为一个经历过贫困和歉收的人，他的目标很单纯，就是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但在任职期间，他始终未能找到一个始终有效的策略来实现这一目标。

身处华盛顿的奢华生活之中，他依然保持着一生的爱好：做木工活、静静钓鱼、自省，以及从零开始制作东西。同样，在各种相互冲突的政策建议的漩涡中，质朴的基督教教义是他的指导原则：谦逊行事、关爱邻舍并公正对待他人。

美国对此并不习惯。尽管这个国家一直以来都笃信宗教，但总统们通常都带着圣公会或长老会那种稳妥、低调的色彩。上帝的概念可以根据时代的需要随意启用或搁置。而卡特这位南方浸信会教徒，曾布道、教授主日学校课程，圣经不离手，心中时刻有上帝，对于那些更世俗的人来说，他既新奇又令人尴尬。卡特在担任总统期间并没有四处宣扬教义，而是言行一致：他的自传名为《坚守信念》。他也不是个教条主义者，因为南方浸信会大会不给予女性平等权利，他便与之断绝了关系。他在椭圆形办公室的最后一个举动是为美国人民的自由祈祷；他在那里的最后一位访客提醒他，在他执政期间没有美国公民死于战争。对他而言，这就足够欣慰了。

在俄罗斯，他或许会被称为 “圣愚”。在美国，他的职业生涯引发了一个令人不安的思考：一个真正高效的总统，是否真的难以同时成为一个真正的好人。